论唐代贬谪文学创作的情感内容

对唐代贬谪者来说,以反映其贬谪处境与谪居感受及心路历程为内容的贬谪文学创作,是他们渲泄内心骚怨情感,表达谪居心态的一种常用且主要的方式。特别是在对屈原生命遭遇及情感反应的理解与认同、对朝阙的迷恋、对自己道德品格的清白自认、对自身生命现状与生命前景的忧怀、对小人的讥刺批判、对超越现实苦难及骚怨消解方式的探寻等方面,是他们在贬谪文学创作中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和在文学情感生成与表达上的相通之处。     

屈原骚怨心境剖析

屈原骚怨心境的生成源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处境,其"骚(忧)"有二:得不到国君信任之"忧",找不到志同道合者之"忧";其"怨"亦有二:楚王昏聩之"怨",群小谗陷之"怨"。诗人以神话思维方式,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抒写内心的骚怨情怀,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与诗人所生活的楚地盛行巫风、巫文化有关。骚怨心境驱使诗人进行审美创造活动,诗人的骚怨心境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得以宣泄。     

中国古代怨情说的美学内涵与文化特征

怨情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观念。怨情说出自儒家文论,因此同西方文论相比较,怨情说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的特征,是中国特有的"礼"文化及其美学的产物。但同正统的儒家文论相比,怨情说又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美学内涵。怨情说比较淡化理性对感情的控制作用,强调文学应给予感情必要的宣泄渠道。怨情说对中国历代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     

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贬谪者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称之为贬谪文学,这是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但“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研究界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之“迁谪文学”,或称之“贬谪文学”、或称之“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以便能较准确地指称和描述贬谪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     

论贬谪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作用

唐代是中国古代贬谪现象的高发期.贬谪,给被贬谪者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在改变眨谪者人生命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容、情感与风格特色,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贬谪前后相比,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对贬谪者贬谪遭遇及谪居情感的反映与表达,成为了唐代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且常见的内容.     

论唐五代宫怨词的情感取向与艺术表达

由张璋、黄畲编篡的《全唐五代词》,辑得唐五代宫怨词37首。从创作主体情感取向的维度,可分代宫人写怨、借宫人寄怨、代借兼容三类;而艺术表达,主要表现为烘染与描写、铺叙与展延、寄托与比兴等三种方法。唐代宫怨词从取象运思、结构语言上均对唐宫怨诗有所借鉴,而五代宫怨词则已颇具自身风貌。由此,中国宫怨词的历史演进,亦可见其端倪矣。     

风流自赏 情兼雅怨——曹植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处境

建安时期,才华横溢的曹植对政治情有独钟.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憧憬与自信.任气使才、倜傥不群的性格及诸多原因使他最终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但逆境中的曹植用世之心丝毫未减,文学创作亦日臻完美.建安文坛上的曹植,沉浮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可谓风流自赏,情兼雅怨.     

论贬谪文人刘禹锡的情商美

刘禹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贬谪文人。贬谪的困境使他身心受到双重的磨难,但正是因为贬谪的激励与抗争使他的情商丰富、饱满,呈现出调控自我、超越苦难的豁达情怀;激励自我、昂扬奋发的精神气魄;忧国忧民、矢志不悔的坚毅品行。他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情商为后世所景仰。     

楚骚中的梵音--柳宗元佛理诗辨析

柳宗元的佛理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纯粹演说佛理,表示对佛理的深切体悟与自己的宗派倾向,且展示其时佛教发展大势;另一类,则是在言理中加进景物的描写,景与理相合相融,使作品具有文学的情味.柳宗元的佛理诗,又与他的贬谪经历紧密相连,贬永州时的作品,因回归朝廷的希望尚存,在言理之中,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冷静与平和;继贬柳州,对回归朝廷彻底绝望之后,作品借佛理、佛教中事,来表现其内心凄怆哀怨之情,与其诗骚怨的主体风格相合.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沈宋贬谪诗歌怨伤心态及其成因

沈俭期、宋之问在神龙元年因依附张氏兄弟遭贬。与盛唐、中晚唐贬谪诗人相比，沈宋具有明显人格缺憾，他们的被贬也近于罪有应得，但他们在贬谪诗歌中始终表达着无罪遭贬的怨愤与悲伤，这种心态颇耐人寻味。其成因，可以从中国专制政治背景、神龙贬谪的不公正、古代哀怨文学传统、诗歌的传播功能等多角度进行分析。     

蒙古族近代文学大师尹湛纳希研究概述

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对尹湛纳希家世、生平和文学创作历程研究,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研究,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蒙古族文学传统研究,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文本研究,尹湛纳希在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论钱锺书《诗可以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胡适、鲁迅、朱光潜等学者就共同认定:中国不但没有悲剧这种文体,也缺乏这种文体赖以存在的悲剧精神。钱锺书以《诗可以怨》作了一篇有力度的反潮流文章: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西方一样,都推崇一种悲剧精神。中国正宗的诗歌传统渗透着伤春悲秋的悲剧精神,而以小说、戏曲为主要文体的民间文学则弥漫着大团圆的乐观精神。《诗可以怨》阐发出中国正宗的文学理论显扬悲情的传统,纠正了认为整个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的看法的偏颇。但如以悲剧精神涵盖整个中国文学,无视中国的小说与戏曲文本几乎千篇一律的大团圆,忽略中国文化排斥悲喜情感片面分化的中和特征,也会陷入谬误。在这方面既表现出钱锺书理论合理性的限度,又显出胡适、鲁迅、朱光潜等人认为中国缺乏悲剧精神的合理性。     

"怨而不怒"的诗学精神及其内涵--兼及该命题的再评价

不管怎样认识儒家诗学儒家诗学，在中国古代占据主体地位确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对“诗可以怨”的另一相辅而又相成的命题——“怨而不怒”的诗学精神、诗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怨而不怒”包含了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批评论等多方面的诗学内容。本文的意图，一方面是对钱钟书先生没有谈及的问题作一补充，另一方面就前人及时贤对这一命题过多的指责进行辨析。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永州八记”的骚怨寄托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散文的代表作 ,寄托着作者深厚的骚怨情感。这种“骚怨情感”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主要体现为 :一是继承了“山水比德”的审美观照传统 ,二是发扬了屈原的“怨刺”精神 ,三是渗透了积极进取的儒家人文精神 ,四是展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     

试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显"与"隐"

在中国文论史上,刘勰第一次提出显隐范畴并作了简要的解释,其基本思想与现代哲学之显现与隐蔽有相通之处。显隐涉及到了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从这一视阈可以比较深入地研究文学内在蕴含及审美特性。本文探讨显隐之义蕴及其形成缘由,论析中国古典文学、文学史上之显隐表现及其形成原因、文学与思想的关系等,并进而探求读解、研究之思路。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从汉代的拟骚创作看屈原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一般来说,文学史上任何一个大作家或重要文学体裁,都要对后代文学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而象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创作对汉代文学影响之大,却极为罕见。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研究这种现象,对于认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精神,对于认识汉代文学的发展,甚至对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演进,都能提供一些帮助。     

略谈中国现代作家的忧患意识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深受中国文人忧国忧民传统意识的影响,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改造国民心态、变革社会制度、寻求国家出路紧紧结合在一起,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