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和CFO任期交错是否可以降低盈余管理?

本文以沪深证券市场2002～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CEO和CFO任期交错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CEO与CFO任期交错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两者任期错开的时间越长,该影响越大。同时,CEO和CFO任期交错只对公司正向盈余管理有影响,而对负向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并不受CEO任职时间早于还是晚于CFO的影响。进一步地,在区分CEO权力和公司产权性质的情况下,我们发现,CEO的权力影响了CEO和CFO任期交错对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积极作用:当CEO权力较大时,两者任期交错对公司正向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同时,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盈余管理等相关领域的文献;同时,对于如何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以及CEO与CFO任命等人力资源管理决策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创始人CEO与企业研发创新——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利用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创始人与非创始人CEO的任期对研发投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非创始人CEO任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创始人CEO任期则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作为外部激励的政府补助会正向调节两组关系,而独立董事比例仅正向调节非创始人CEO任期与研发投入的关系。     

转型环境下管理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已有大量研究探讨管理者关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并未深入揭示管理者关系对不同类型绩效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环境的调节作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管理者关系、企业绩效及其所处环境的研究框架,探讨管理者的政治关系和商业关系对企业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竞争强度和法制环境的调节作用。以206家中国企业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 16.0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系只对财务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商业关系对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竞争强度对政治关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对政治关系与财务绩效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商业关系与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均有负向调节作用;法制环境负向调节政治关系与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正向调节商业关系与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在当前环境下,企业可以利用管理者关系促进企业绩效,特别是财务绩效,但要注意其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权变视角下联盟网络与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研究

基于权变视角,整合社会网络理论和战略制度观,探讨了联盟网络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并考察了制度环境和行业环境的调节效应。以189家中国新创企业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开展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创企业联盟网络关系强度及中心性位置对其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环境完善性在联盟网络关系强度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行业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联盟网络关系强度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关系,却负向调节联盟网络中心性位置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关系。     

动态环境下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精神性的觉醒和焕发往往带来创新绩效的突破,但其动力机制尚待探索。为此,以企业精神性因素、组织创新成分理论和创新交互理论为依托,探讨企业创新绩效的精神性动力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对363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公司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动态环境不仅调节了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而且调节了公司企业家精神在CEO的精神型领导行为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这种直接影响和中介效应随着动态环境的增强而增强。     

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环境规制的整合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冗余资源为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产生消极作用,但鲜有研究同时聚焦于二者。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模式选择的双重影响机制,并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规制两个层次,进一步论证了环境规制对于冗余资源和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来自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1)已吸收冗余资源对于两种绿色创新都具有消极影响,而未吸收冗余资源对于企业绿色协同式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绿色平衡式创新具有消极作用。(2)过于严苛的命令型环境规制会强化冗余资源与绿色创新的负相关关系;相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逆转未吸收冗余资源对于绿色平衡式创新的负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会明显弱化已吸收冗余资源对于绿色协同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在高市场激励型规制下,虽然正向效应不明显,但是已经大大削弱了消极负面的影响。(4)两类环境规制在未吸收冗余资源和绿色协同式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中都具有强化的调节效应。     

动荡环境下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探索行业竞争互动和动态环境情境下技术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对创业板291家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技术多元化负向影响企业绩效;行业竞争互动正向调节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且负向调节行业竞争互动对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正向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在实施技术多元化战略时应该考虑所处行业的竞争动态以及环境的动态性。     

网络嵌入结构对企业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网络结构嵌入理论,研究了网络结构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利用331份企业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本文的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强度、网络位置和网络密度均对渐进式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突变式创新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网络异质性对渐进式创新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对突变式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下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实行碳交易试点地区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企业财务绩效和碳绩效的关系,并引入环境社会责任为中介变量、碳排放权交易及绿色技术创新为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财务绩效对碳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社会责任在两者关系中充当正向且显著的中介作用,且该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中得到验证。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创新在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碳绩效亦可显著改善财务绩效,两者相互影响。此研究为我国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战略思维,旨在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平衡,呼吁管理者关注环境社会责任,为企业早日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共赢提供支持。     

专业化知识搜寻、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认知评价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探索/利用双元分析框架,将管理创新划分为利用式管理创新和探索式管理创新两个维度,并将知识搜寻和认知评价的理论观点整合到现有管理创新采纳与实施过程理论模型中,构建了一个研究模型,以考察双元管理创新的采纳过程及其实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以我国华南地区468家制造型企业为问卷调查对象,对上述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科学型知识搜寻主要促进探索式管理创新;市场型知识搜寻对利用式和探索式管理创新均有正向影响;供应链型知识搜寻主要促进利用式管理创新;(2)科学型知识搜寻与探索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同时受到风险性认知(负向)、匹配性认知(正向)和复杂性认知(负向)的调节效应影响;市场型知识搜寻与利用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仅受到复杂性认知的负向调节效应影响;供应链型知识搜寻与利用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同时受到风险性认知(负向)、匹配性认知(正向)和复杂性认知(正向)的调节效应影响,但其与探索式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仅受到匹配性认知的负向调节效应影响;(3)利用式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探索式管理创新与企业绩效呈正U型关系。研究结论对于厘清管理创新的复杂采纳过程及其实施机理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同时对企业顺利开展管理创新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     

家长式领导对创新的影响:一个整合模型

本文基于现有的双核模型和两栖模型,构建一个整合模型,分析了家长式领导对创新的影响。运用159家高科技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结果发现,威权领导对利用式创新有负向直接影响;威权领导能正向调节利用式创新与新产品绩效的关系;仁慈领导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有正向直接影响;仁慈领导能负向调节探索式创新与新产品绩效的关系,还能正向调节利用式创新与新产品绩效的关系。     

双元文化、创新战略与科技企业创业绩效:一个知识流的视角

运用组织双元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认知学习理论,构建了一个基于知识流动过程的双元文化机制、创新战略与科技企业创业绩效的关系框架,通过介入网络结构和领导调节因子来观察双元性三种前因机制的共同作用过程。对长江三角洲科技园区的283家小微创业型科技企业进行了实证调查,采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双元文化通过改善企业创新战略的均衡实施来提高其创业绩效,其对突破及利润导向的战略行为均有正向影响;网络关系强度和权力距离在双元文化与创新战略之间产生调节作用,网络关系强度对利润导向行为产生正向调节,权力距离对利润导向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它们对突破导向行为均呈负向调节。研究将双元视角引入到组织与战略关系研究当中,对信息时代下的中国科技企业创业创新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地理距离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意味着信息不对称和制度压力异质性。基于信号理论,以2010~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探讨企业与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以及制度环境与高铁线路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较好的制度环境与途经较多的高铁线路,均可缓解地理距离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负向影响。     

所有制类型、情境调节与创新效率

利用2004～2008年44 126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整合委托代理理论、制度理论和资源理论,研究了所有制类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行业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不如非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正向调节所有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行业技术机会对企业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但负向调节所有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行业进入壁垒对企业的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但正向调节所有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包容型领导对一线员工服务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本文构建了包容型领导对一线员工服务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模型。通过对8家企业展开两阶段问卷调查,最终获得了184份有效上下级配对样本。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包容型领导对员工服务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安全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服务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绩效目标导向负向调节心理安全感与员工服务创新之间的关系。     

网络密度、高管注意力配置与企业绿色创新: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整合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通过对282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匹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制度压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高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聚集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低密度网络中,高管采用注意力分散策略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规制压力和模仿压力均正向调节网络密度和高管注意力配置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但模仿压力的调节作用更强。通过构建不同制度压力情景下网络密度与高管注意力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本文推动社会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等成熟的理论成果从一般创新向绿色创新研究领域繁衍,为企业绿色创新加入与主流理论的对话做了努力,为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制度压力,以及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密度情况,选择合适的注意力配置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     

TMT异质性、战略变革与绩效改善的关系研究——基于绩效下滑的非多元化企业的数据实证

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针对以往TMT研究的关键问题,探讨绩效下滑的非多元化企业CEO继任后,TMT异质性、战略变革和绩效改善的关系。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2005-2013年相关数据为研究变量,对2008-2010期间发生CEO变更的145家绩效下滑的非多元化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TMT任期异质性对战略变动有显著负向影响,战略变动对企业绩效变化没有显著影响,战略背离对企业绩效变化有显著负向影响。当我们探索性的测量战略变革的方向时,发现战略变动与企业绩效变化呈U型关系,战略背离与企业绩效变化呈倒U型关系。本研究不仅为绩效下滑的非多元化企业转型战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而且为绩效下滑企业选择高管团队提供了决策的依据。     

CEO强自信与企业双元创新

具有强自信倾向的CEO是否能促进企业创新在文献中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与以往将创新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不同,文章基于双元视角,以2012—2017年沪深A股上市的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强自信的CEO对企业双元创新两维度异质性的影响,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了技术激进性以及从属高管(TMT)治理来探究其中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具有强自信倾向的CEO对探索性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利用性创新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技术激进性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强自信的CEO会通过推动激进的技术战略来促进更具挑战性的探索性创新活动,而减少对利用性创新的关注。同时,TMT治理能有效调节CEO强自信和技术战略以及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为促进高阶理论和双元创新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三重底线”下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银行业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现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倡导下，单一维度的银行效率评价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为此，本文基于"三重底线"视角分别构建了中国商业银行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率指标，通过SBM-DEA模型对中国商业银行的"三重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并运用SBM-Pearson分析法初步揭示了中国商业银行三重效率间的关系，之后再利用SBM-SUR计量模型对影响中国商业银行三重效率的因素作了进一步的探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商业银行中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在经济效率、社会效率上表现突出，而国有商业银行表现不佳。但是在环境效率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后来居上表现强劲。（2）中国商业银行间三重效率并不存在相互冲突，社会效率、环境效率与经济效率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发现社会效率与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3）在经济效率方面，资产规模、运营年限、银行类型以及资产回报率均对其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的银行类型对社会效率有着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在环境效率方面，资产规模与银行类型也对其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