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在对华政策层面,美日两国对中国都采取了政经分离的两面性政策,但在具体举措上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在保持其对华原则分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将中国纳入其中的“利益攸关者”政策。日本则在美日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强化了对华政策,安倍新首相则提出了“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的架构。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今后应加强中、美、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推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日同盟的强化原因及影响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高调宣称重返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主要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全球霸权.适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一是由双向遏制中日向集中遏制中国转化;二是巩固军事同盟实现军事一体化;三是合作领域拓宽实现美日同盟全球化;四是由双边安全合作向多边安全合作转化.美日同盟的强化源于各自所需和相互利用：一方面美国借美日同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另一方面日本需要借助美国增强地区影响力.美日同盟的强化对中国崛起形成严重挑战、使中日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延缓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     

论美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对华政策明显强硬,做出一系列损害中美关系的举动,但对华政策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新世纪的中美关系将在美对华"围堵性接触"政策作用下,在斗争和协调中曲折发展.     

中苏同盟形成前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转变

在美苏冷战日酣之际,中苏同盟的形成不仅使美国分化中苏关系的目标在短期之内变得不可能,而且使美苏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出于冷战的考虑,美国将对华政策从属于对苏战略的需要,对台政策的改变已成为必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其转变提供了契机,美国对台政策由此发生逆转并长期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痼疾所在。     

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美日多维度防卫合作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日本提出建设“多维度综合防卫力”,通过主动调整国内防卫政策，消除同盟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周边环境的所谓“安全”,这是在美日同盟结构限制下的被动战略选择。日本自主调整防卫政策推动了美日防卫合作向着多维度方向发展。被重新建构的美日同盟规范，又会限制日本的战略选择。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依赖决定了它的选择方向，而选择又进一步加深了依赖并持续循环，使日本陷于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尽管日本一直有着“被牵连的担忧”,但受到同盟规范的束缚，日本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被卷入盟国与他国冲突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近期日本在“四国机制”、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已经表明，身陷同盟困境的日本很难超越“被抛弃的恐惧”,最终会越来越倾向于追随盟国介入军事行动。     

中日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日本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在对华政策上追随美国等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因素以及不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稳定友好的中日关系的政策措施:努力改善中美关系;积极推动日本脱美返亚。     

新世纪的日美同盟与日本防卫政策调整

新世纪开始后,日美同盟在日本防卫政策调整中的作用更趋明显。在日美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位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之后,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限制最终将被突破,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过去对日美同盟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中作用的认识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日美同盟的质变

据日美双方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将发生质变:由防御/威慑性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性同盟,由"区域性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由日美双边同盟转变为"日十美+X"同盟。日美同盟的质变是在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日美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同盟质变来护持霸权,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期待通过同盟关系的调整,倒逼日本国内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和立法进程,"建设强大的日本",最终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日美同盟的质变将给全球格局的调整、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日美同盟本身、日美两国及中国带来重大影响。     

中日美三国体系框架下的日本新政权

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日本新政府内外政策的核心已初露端倪。稳定并振兴国内低迷的经济状况、重组日本经济结构、恢复民众对政府和未来的信心是新政府对内的重要任务。外交方面,如何处理好与中美这两个对日本至关重要的大国间的关系是对新政府外交能力的考验。日美间就日本在印度洋对美供油问题上的若即若离显示了日本既想改变传统的美日同盟关系中"大带小,小服大"的不平等局面,又难以真正脱离美国实现自身目的的尴尬局面;对华关系方面,鸠山政府大力推广的"低碳革命"理念不仅是出于自身经济结构重组的需要,更有借此争取在中日关系上更有利地位的政治动机。而在与中国保持更为紧密经贸关系的同时,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历史、领土等一系列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鸠山政府同样需要做好功课。无论鸠山政府对美和对华政策有何新意,都体现了一直以来日本追求其"普通国家"地位和政治大国的诉求。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析台港新中国国际地位与外交前景研估的偏颇

台港地区长期以来对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外交前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愈以减弱,外交前景暗淡无光;一种则认为中国大陆将成为新的“世界超级大国”,甚至有“中国威胁论”的奇谈怪调。两者都颇有辨析之必要:一方面,50多年来,新中国已经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国际声望日隆,外交舞台日益开阔;另一方面,不管是从文化渊源、对外政策抑或是国家实力上看,中国都不会致力于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亦难以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威胁论”大可休矣。     

论两次大战之间德国远东政策中的亲日倾向

一战以后,魏玛政府在远东一方面实行“非强权政治”、“中立”、“平衡”政策,为迅速恢复和改善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重返远东市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明显亲日。希特勒上台后,德国远东政策的亲日色彩愈浓,终致1938年后撕去“中立”外衣,抛弃中国,与日本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将人类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远东政策亲日倾向刍议

一战以后,魏玛政府鉴于战后德国地位下降、远东出现新的国际关系格局,采取"中立"、"平衡"政策,企图恢复和改善与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的关系,重返远东市场;同时,承认日本在远东的霸权,百般迎合其对外扩张欲望,企图争取其在战争赔款、土地划分、裁军等问题上支持自己,具有明显的亲日倾向.希特勒上台后,德国亲日色彩愈加浓厚,1938年后完全撕去"中立"外衣,与日本结成同盟,将人类拖入二战的深渊.     

冷战后韩国对美政策调整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韩美同盟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建国的，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极大地依赖于美国。对韩国而言，韩关同盟关系一直是韩国对外政策的基轴和重心。但是冷战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形成中，韩目也不甘平庸，逐渐摆脱以往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外交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韩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

随着奥巴马入主白宫和美国第111届国会接管立法议程,美国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走向格外引人注目。总体上,奥巴马政府以自由贸易为主调,继续致力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但给对华贸易政策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而第111届美国国会的立法进程则将进入一个保护主义周期。国会将在人民币汇率、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产品安全等方面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短期目标在于解决贸易严重失衡问题,长期目标则出于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考虑。因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走向,既取决于双边贸易失衡的程度,也取决于双方基本战略目标重合的程度、冲突的程度以及实现的程度。     

日本国家战略与中日能源竞争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目前在能源领域,两国出现了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是由日本的国家战略决定的。在日本看来,中日能源合作给中国带来的相对获益较大,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实现。与此同时,中日能源合作将会对目前的日美同盟造成一定影响,不符合日本外交中“日美基轴”这一原则。     

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视野中的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它既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赖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的外援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新世纪,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应当适时改进中国的外援工作,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服务。     

新加坡对华政策的演变

新加坡对华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因而新加坡对华政策显得尤为敏感。受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对华政策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发展对华贸易，承认新中国，但不与中国进行政治接触；发展对华实质性政治关系，全面发展对华经济贸易关系与合作，但不急于与华建立外交关系；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加强对华合作，全面拓宽、深化对华关系。新加坡对华政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色即连续稳定、逐步发展；对华政策与自身的生存政策密切结合；对华政策既受邻国对华政策的制约，又紧随邻国对华政策的节奏。     

试析冷战后波兰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及其制约因素

冷战后波兰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表现为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既要疏俄、防俄、抑俄,防范霸权式的俄罗斯东山再起,又要改善对俄关系,并与俄罗斯建立起比较正常和稳定的双边关系。波兰的对俄政策是由其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是安全因素、经济因素尤其是波兰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历史因素和冷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欧洲地缘政治版图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预见,随着欧盟政治一体化的深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独立安全防务政策的加强,波兰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更多受欧盟对俄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