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     

余英时的知识分子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较多关注,为其学术思想注入了一种实践活力。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并利用"道"来改造世界。为了保证"道"的庄严和纯正,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由于时代的变迁,现代知识分子面临政治与文化上的双重边缘化。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试论经世之学向考据学演变的内在原因

学术界一般认为清初经世之学向考据学的演变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外部压力所致，本文作者则认为，经世之学所以衰亡，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内在的逻辑矛盾给外部侵袭留出了空隙。作者在考察了这一内在逻辑矛盾后认为，经世之学在本质上仍是为君权政治服务的儒家学术思想，这种思想在清政权尚未取得文化统治权力时还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而在清政权掌握了文化统治权力后，除了归附清政权或消亡外别无他途，因而经世之学的消亡是必然的。     

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突围——论上海时期鲁迅杂文的“公共性”

上海时期的鲁迅脱离教授和官员的身份,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同时,上海更加繁荣的报刊业以及政治上的特殊性,使鲁迅后期的杂文更具有公共性。其杂文写作表现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面对革命话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化文人话语与官方知识分子权威话语时的一种"话语突围"。在这个过程中,他以"人话"的审视为起点,始终坚持"立人思想",秉持"立人话语",始终关注的是公共事务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其杂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实践。     

“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续)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人性的联系形式,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靠拢,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的输入在起到解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自己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压迫力量,逐渐强化着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趋势,从而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     

漫谈中国市场社会的启蒙意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及其良知

中国向着"市场社会"的转型同时也是向着"市场经济"的过渡.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和与这个道德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法律秩序.现代市场社会内含着一个与政治、经济、文化相配套的现代机制,是市民社会的高度发展,它能够提供一个"公共领域",足以抵抗权力意志从各个方面对民间权利的侵犯.这种新兴的市场社会理念表现在政治观念上就是要摒弃"官本位"思想,强化权力监督.     

汉代儒士思想之考述

关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题目,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从历史和比较文化的层面,全面地考察了儒家知识分子,并得出了基本的结论:在苦心孤诣地重新找回“道”,传播文化、调适政治方面,儒家知识分子(他或现在日见重要的她)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要求道德的正当纯洁应优先于政治上有关自身利害的权宜之计,社会责任感应隐身于沉默的思想之下,历史意识和文化意义在学术研究中应完全连贯为一体。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却忽略了成就儒家知识分子投入政治、关心社会,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与其多元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巨大断裂和严重的紧张状况。所有的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负他们价值和表现形式的载体的实现,而这个载体就是思想。本文打算从他们的思想层面出发,截取两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去考察儒士,并挖掘出真正属于他们那个群体的一些特点。     

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     

讲求文法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

晚清与"五四"时代,文学变革与语言变革密切相关,而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文法问题。讲求文法,意味着对语言进行科学的探求。晚清知识分子关注文法,是为开启民智;"五四"知识分子则更是为使汉语运用变得精密化与科学化,提出了"欧化"的要求。但即使是"欧化",也只是为促成汉语的现代变革,使现代汉语成为真正民族的、本土的、现代的语言,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提供保障。     

论晚清“新版”学人之诗

晚清"新版"学人之诗是指是晚清以来受海外异质文化影响的一批"新式"学人创作的诗歌,他们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风土名物以及"新"事物、"新"现象引入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中国诗歌新的局面。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大致经历了生硬扯入新名词洋典故、驳杂掺入西学、有机融入西学等三个阶段。晚清"新版"学人之诗兴起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衍变的内部因素,以及晚清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等外部因素来考虑。     

公共领域之开辟与湖南女性启蒙

从<湘报>到<大公报>,近现代湖南媒体在一段时期内开辟出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宽松的"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不仅有近现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言论,更因为这一领域对普通民众表现出极大的开放度,从而使之真正成为"公共"的"领域".两份日报不约而同地将女性启蒙划入它们为先进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开辟的"公共领域"内,使得近现代湖南思想启蒙在女性这一群体范围内获得空前成功.     

斯人独憔悴——论张恨水笔下旧式文人杨杏园

杨杏园是张恨水先生小说《春明外史》中的主要人物,其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却执着地坚守传统文化思想,是一个游离于五四时代主潮之外的另类知识分子。杨杏园形象传递出那些身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旧式文人,在文化变革时代的本能反应、情感体验和思想波澜。对此形象的解读,能够产生重回历史现场的意义,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参照系统。     

唐君毅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罪过”

近百年来,中国欲求国家富强与自由、民主、科学而不得,唐君毅认为主要罪过在于承担教育和提倡文化思想之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三大精神罪过:一是个人主义与师友之道沦丧,二是对待西学态度之怯弱与卑屈,三是缺乏一纯粹之科学精神。其根源是中国数千年儒学精神的陶养之丧失,因此,恢复儒学之反求诸己的精神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相互赦免其"精神罪过"之唯一途径。     

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晚清时期的"纪年"论争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并围绕"纪年"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纪年"论争。文章从"国家认同危机"、"正统性诉求"、"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内在要求"等三方面对晚清"纪年"论争进行文化解读。剖析其所蕴含着的深层的历史动因。     

梁启超与泰戈尔

梁启超是最早关注泰戈尔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清末民初,梁启超以"文学救国"为目的,一方面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欢迎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一方面完成了从崇尚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宣扬东方文明的救世功能。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泰戈尔进入其视野并受邀于1924年访华。但在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下,梁启超与泰戈尔的真诚友谊却受到"别有用心者"的激烈批评。剖析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矛盾的实质。     

"君子谋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主体意识——兼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来历和特点

知识分子不仅要掌握知识,而且要具有现实关怀和个体超越精神.以此为标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应该诞生在春秋中后期.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来源于士和儒,由武士演变而来的文士只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依托的社会阶层,由旱请雨祭之儒演变而来的教以道艺之师儒则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孕育的职业流品,西周以来礼乐文化的发展以及春秋时期社会阶层的变动促成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诞生.处于信仰失范和制度创新的历史转型期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为了宣传文化主张、引导社会舆论、重建政治秩序、树立精神权威,纷纷托古而言"道",以"道"为理论旗帜,以"善道"为价值目标,以"君子谋道"为人格追求,以"乐道忘势"为行为准则,把"道"和"文"联系在一起.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所形成的这种卫道立场和原道精神,对秦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也形成了古代文学领域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     

试论吴梅先生词学研究之成就

吴瞿安先生为近代著名学者,世共推为独步一时的曲学大师。瞿安先生亦精于词,但其词学研究因其曲学成就之特出而常被忽略。自近代词学研究的展开看,瞿安先生实为承前启后的一辈学者中颇值得瞩目的一位。因其特殊的禀赋和修养,瞿安先生在词学研究方面所达到的学术高度,有许多是后世所难以企及的,其诸多看法或结论,在今日仍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     

政治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

政治文化,包括社会成员在政治体系中持有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政治文化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有力支持: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提供依据;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启示。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又呈现着多样的面貌。研究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即从这一新视角为思想政治教育揭示了这一群体的需要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要以此为依据,引导知识分子的政治心理,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实现其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