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误会——泰戈尔来华引起的风波

本文以泰戈尔1924年来华引起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次论争为中心,依据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这次误会产生的前因后果,探讨了这次论争与当时正深入开展的新与旧、中与西文化论争的内在必然联系,进而提出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文学这个中外文化、文学交流中的根本性问题。     

美的冲撞与融合：王尔德与“五四时期”的中国

"五四"时期中国对于王尔德的译介很多,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而三十年代却一下子冷落下来.从天堂到地狱,从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在引入外国作家作品时的重要作用.而对待王尔德的态度,"五四"的主将们态度并不相同.本文通过对"五四"时期有关王尔德的译介进行梳理,探讨了产生这种先起后落的不同态度的原因,并且分析了对待王尔德的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论克莱斯特剧作《破瓮记》的结构和喜剧艺术

克莱斯特在德国文学史上是仅次于歌德和席勒的小说家、戏剧家,其剧作《破瓮记》如今也成为欧洲舞台上经演不衰的著名喜剧.本文从哲学和戏剧美学的角度,细致分析了这部喜剧的"回顾式"结构特点与复杂的戏剧冲突,以及它们对表现人物喜剧性格的作用.本文还从喜剧性的构成因素,分析了剧中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喜剧性的特点和原因,指出这部喜剧既刻画了当时普鲁士农村的现实主义图画,也体现了作为贵族阶级一员的作者思想上的局限性.     

梁启超的浪漫启蒙精神与西方滋养

作为晚清思想文化界的旗手,梁启超的救亡启蒙思想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诗、文、小说,虽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却能以饱蘸感情之笔,怀抱未来中国的美好理想,在宣传启蒙救国的同时,构筑了一个人人摆脱了被奴隶的地位,获得个人权利和自由,傲视世界的未来中华"乌托邦"世界,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并形成明白晓畅、摄人魂魄的文风。这种风格的形成,既与梁启超所处过渡时代的精神需求有关,也与梁启超所接受的西方政治、学术和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     

梁启超与泰戈尔

梁启超是最早关注泰戈尔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清末民初,梁启超以"文学救国"为目的,一方面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欢迎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一方面完成了从崇尚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宣扬东方文明的救世功能。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泰戈尔进入其视野并受邀于1924年访华。但在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下,梁启超与泰戈尔的真诚友谊却受到"别有用心者"的激烈批评。剖析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矛盾的实质。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孔子学院教育发展探究

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中,孔子学院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舞台的代表,它承担着中文教学和对外传播的责任.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一个组织或社会系统想要稳定发展,应具备"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持"等四项功能.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探讨孔子学院教育发展现状,并提出了发展建议.首先,孔子学院组织能够展现该四项功能,具有稳定发展的组织结构支撑.其次,孔子学院组织的四项功能对应了不同的社会担当,呈现了国际化发展的优势.最后,化解孔子学院组织所存在的瓶颈,指出孔子学院在未来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可以从完善组织架构方面着手,综合考量和深化其组织功能,实现更加健康和持续的发展.     

“婆须蜜多”:苏曼殊的涅槃情结

苏曼殊一生追求佛性、肉欲女性与母性三者的融合,而《华严经》中所记述的婆须蜜多菩萨以肉欲度人成佛,体现出佛、肉欲和母性这三种性质的融合,故苏曼殊的这种追求可称为"婆须蜜多"情结,只不过苏曼殊独特的人格结构使这种情结扭曲变形、矛盾百结,化而为文,则使其作品充满了情与佛,欲与理的尖锐对立,并最终以情之涅槃为结,而这也是苏曼殊所追寻的此种情结的最高境界。     

论果戈理创作中的怪诞因素

本文分析了果戈理小说中怪诞因素的三个基本发展阶段 ,指出其早期作品中的怪诞是一种戏谑性的怪诞 ,展示的是不令人感到痛苦的滑稽 ;中期的怪诞引发的是恐惧 ,是通过揭示异化的世界展示现实中的丑 ,让人们感到震惊和失望 ;后期怪诞令人恐惧的一面有所加强 ,展示给读者的是令人绝望的现实 ,引发的喜剧效果带有黑色幽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