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的“江南”,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当时东南多才子”,即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     

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

江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地区。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多有变化,而且还具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唐代以来,有关江南的诗作颇为丰富,产生了各种意象。明清朝鲜文人的江南意象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但同时也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明清朝鲜文人在创作中沿袭中国文人的江南意象,歌咏江南风情,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愁思;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人的江南之意与朝鲜本土的江南实景相融,赋江南以新的地理内容。江南一词的区域范围在明清朝鲜文人的作品中并不局限在中国,而往往带有朝鲜本土江南景象的关照,从而创造出朝鲜本土的地理意象。除此之外,明清交替,政治上对清朝的力屈而降及文化上的尊明攘清,使朝鲜文人笔下的中国江南更具备了感念明朝的政治和文化意义。     

余光中诗歌中的“江南”--从《春天,遂想起》谈起

余光中诗歌中的“江南”是一个内涵无比丰富的能指,它既是静态的地理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既指称时空意义上的现实区域,也代表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归属。其丰厚的内蕴覆盖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人文领域,涉及多重的语义空间。最为重要的是,它是文人笔下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它是地理的,也是情感的,更是文化和哲学的,它是精神家园的代名词,是诗人生命终极意义上的心灵归宿。     

汉魏六朝诗文中的“陇首”意象及其文学意蕴

陇首是关中与西北的天然阻隔,其独特地理位置与文化意义使“陇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意象.汉魏六朝时期是“陇首”意象的形成和丰富期.两汉典籍中的“陇首”还多是地理意义的称引,但已经开始赋予了更多的文学和文化意蕴.《陇头歌》丰富完整了“陇首”意象的文学意义,并凝结为一个文化符号.南朝文人运用“陇首”意象表达人生、生命的无奈与悲怆,其边塞诗的创作奠定了唐代边塞诗高峰的到来.     

陈后主与李后主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作为六朝古都和十朝都会的南京,许多封建统治者在这里建功立业,登上了帝王宝座。但是,历史上这里也曾出现两位有名的亡国之君,即南朝(陈)的陈后主和南唐的李后主,两位后主一样命运,均走上国破身亡的穷途末路。     

李慕松：给“洋凤凰”披上中国羽毛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是唐代诗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诗句。"凤凰台"在金陵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风凰台上风凰游,风去台空江自流",这是唐代诗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诗句。"风凰台"在金陵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     

《江宁织造与曹家》序

少小时，一见“六朝金粉”、“江南佳丽”、“晋宋风流”、“乌衣门巷”……这些诗情画意的文句．便引起我童幼心灵的无限神驰意远的情怀。稍长一些．略涉中华文史艺术等众多方面的典籍．方知南朝建邺金陵．乃是我们炎黄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个性奇特的史地亮点。从此，对南京之地结下了一段“文缘”。及“而立”光景，又致力于考究《红楼》家世，这才晓尽曹雪芹的种种经历遭遇，都离不开金陵胜地。     

何处是“江浙”:中国古代“江浙”地理概念的建构与演变

“江浙”这一地理概念，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建构和演变的过程。南朝至元，“江浙”多被用来指代北起太湖流域、南至钱塘江流域的传统吴越地区。入明以后，“江浙”在时人认知中有了三重地理标识涵义。尤其在明代江西省政治、文化地位平稳上升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浙”指代江西、浙江两省的说法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主流。至清顺治二年(1645)江南省建立后，其与江西在“江浙”概念的博弈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朝野舆论转以“江浙”指称江南、浙江两省。清中期以降，伴随着江南分省后“名”“实”转变的基本完成，江苏遂取代了江南在原“江浙”称呼中的位置，“江浙”地理概念最终成型。以上现象表明，地理概念的建构和衍变有其固有的规则，行政区划、历史渊源乃至地域人群的主观意愿皆会影响时人之于特定地理概念的判读。     

唐诗中的“凤凰台”

凤凰台是南京著名古迹,其故址在南朝都城建康,因唐代诗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脍炙人口,流传千古,而声名远播。由于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凤凰历来被视为祥瑞,所以建有凤凰台的地方亦非一处。唐代以后,文人题咏凤凰台的作品,依然层出不穷。凤凰台作为南京的六朝古迹,在历代各地的凤凰台中影响最大。江苏省的文史工作者,尤其是南京市的文史专家,有责任加强对凤凰台的研究。令人振奋的是,南京最近在探索凤凰台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略论谢朓诗的艺术特点

南朝著名诗人谢朓(464——499),出身于建康名门大族谢家,直到唐代还有“旧财王谢堂前燕”之说。他的祖父谢述和父亲谢纬均长期生活在建康,正是建康的山山水水孕育了谢朓山水诗的诸多名篇。我曾在《南朝著名诗人谢朓及其山水诗》一文中(刊于《南京史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对他的山水诗之成就与价值作了大致的勾勒。本文则拟对他的山水诗之艺术特点作大致的剖析。     

文化诗学结构:中心、基本点、呼吁

文化诗学的意义就是要把“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结合起来,把结构与历史结合起来,把文本与文化结合起来,加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意味,走出一条文学理论的新路来.文学批评必须坚持以审美检验为中心.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应把文本看成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不能就文本论文本,而要抓住文本的症侯,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历史文化的视野去细细地分析、解读和评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出现的中国的文化诗学,是一个文学理论话语,折射出社会的时代的要求,是对于社会发展平衡的一种呼吁.     

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简

乐府诗对“江南”的展现经历了汉末古辞奠定基调、萧梁文人雅化与唐代重回现实风俗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采莲与采莲女为基本要素的经典“江南意象”,这一意象的提炼形成与继承转变体现着一定时期内创作者的文化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汉代古辞《江南》是后世江南乐府诗的起点,它本身的叙事策略使有限的文字提供了风情无限的情境。如何在表达文人理念、创造新的写作传统、表达旧有的江南主题间寻求一种平衡,梁代诗人雅化的《江南弄》即是一种回答。从这些浓郁文人风的乐府诗里,很容易捕捉到粱代文人与民间对江南不同认识的微妙差异。梁代江南乐府诗开创了一个描写江南的新经典,它构成了粱式的江南中心和主要意象。关于江南,唐代诗人的意图与其说是塑造一个符合现实理念的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体现作者官方职责的诗歌表达。文人利用诗文等进行社会教化,拯弊匡俗的心理甚于以往。而另一类诗人选择江南某些地区进行追慕式的述怀,略带夸张的描述连同诗人的过于浓重的情感,或许是一种避开朝廷党争纠缠、偏居一方乐山乐水的说辞。     

秦汉六朝江南经济略论

秦汉江南经济是史学界较为关注并作了一些有益探讨的问题。但由于在“江南”范围界定上的模糊不清,导致现有研究颇有拔高之嫌。笔者以为,秦汉时期的江南经济虽较前代已有大发展,但充其量还只是零星、局部的开发;而到六朝时期,由于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的大量南迁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定都建康,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基本经济区,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携手合作,江南经济由此转入了大规模的全面开发阶段,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走进那遥远的绝响——湖熟文化耀江宁

“湖熟文化”是3000多年前江南先民创造的史前文化，它不仅继承了“良渚文化”．成为“吴文化的先导”．还开阔了商周文明的视界，成为金陵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从而奠定江宁文化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根基。     

画地为牢:南朝政权的京畿化与政局演变

地域性在南朝历史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并被认可,以往对南朝地域性的研究多集中在都城以外的各都督区,事实上南朝的政权也出现地域化倾向。从每个朝代创立之初,即开始步入士族化历程,在程度不断加深中逐步演变为扬州乃至建康的地方政权,亦即当各都督区出现本土化倾向时,建康也走着相同的道路。这一趋势体现南朝政权突出的内向收缩特点,统治基础的转移致政权日益衰弱,在扬州化乃至建康化过程中,帝国已失去了对辖区的统御能力,最终难逃被取代的命运。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浓墨重彩绘金陵——张尔宾和他的《金陵山水名胜五十景》

十六世纪初,文征明初绘《金陵八景》,创一代风气之先。这位大画家之所以有这样的创作冲动,是他几游金陵发现这一“江南佳丽地”是必需用丹青留下历史痕迹的。 步其后尘的是其从子文伯仁,绘《金陵十二景》,清初“金陵八     

“杭派文化”的海岸带文化特征探究

历史上，杭州文化特指西湖文化，以婉约精致为特征。随着时代的推进，“杭派文化”的概念随着“大杭州”地域的形成也逐渐成型。其内涵包括西湖文化、运河文化和钱塘江文化三部分。杭派文化将在西湖文化基础上，逐步形成大气开放与婉约精致和谐一体的新型现代地域文化。然而，就杭州文化的时间和空间发展而言，上述“杭派文化”的表示遗漏了杭州地理上一个重要的组成空间，即萧山沙地等钱塘江人海口的文化沉淀，该区域生存状态的特殊性及其孕育的具有“海岸带”区域特色的文化风貌显示出江南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兼具的特点。     

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兼论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

地缘结构是建立在地缘关系要素之上的,既具有时代共性又具有地域个性的多维区域空间的功能有机体.作为东南中国核心的江南,本来是历代文人学者不断理想化的时空界限变动不定的历史文化区域,至明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兴起并渡海来华,东南中国与西北申国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江南区域的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东南中国由“后院”变成“前庭”,江南地缘结构开始发生近代转型,形成文化江南的内涵和外延,是今天划分近代江南历史地理范围的基本依据.江南范围有大(文化江南)、中(经济江南)和小(核心江南)三说,实为江南区域之一体三相.《禹贡》及《汉书·地理志》所说江南“三江”“五湖”水系,包括现在苏南、皖南、浙江和上海,皆属古代三江流域和近代江南区域,统称“三江江南”.     

论韩国“和陶诗”与“和陶辞”的“朝鲜风”简

韩国古代文人从高丽朝开始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与“和陶辞”,一代代韩国文人试图从陶渊明那里发掘人生所需的某些文化品质,或是精神力量,或是艺术风格。在“和陶诗”与“和陶辞”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反映与民族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诗歌呈现方式上主题的直白表露与接受过程中诗性意象的取舍。这种表现本质上起到了树立其民族意识的功用,也是一个把影响逐渐转化为“朝鲜风”的消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