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判看唐代的损害赔偿制度

今存的唐代判文中,有许多与当时科举制度有关的模拟判文,保留有唐代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内容。这些书判虽然不是实判,但许多判文所述事实均为日常所见,所作判词也基本与唐律规则基本一致,由此可从一个侧面认识唐代关于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和实施情况,从而更为全面了解唐人的法律思想和司法观念。     

成官之关键与为官之根本——论“判”在唐代官吏管理制度中的作用及价值

唐代选官的各环节都离不开对“判”的考察.由于考试的内容与选人的切身利益和仕途前程息息相关,所以做判的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选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唐代官吏的判词整体写作水平.选官需要试判,为官同样需要习判、练判.习判、练判对官吏吏能的提升帮助甚大,而吏能的强弱又是官吏考课的重要内容,所以,判词的水准又与官吏的考课等第间接相关.受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的影响,唐朝官吏多以读书人充任,在判词的写作风格上呈现出“文人判”的特质.文人判中所呈现出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情理观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甲乙判》看唐代判词的语言特点

我国唐代判词的文体特征明显受到当时文学形式的影响，形成了判词结构清晰、分析透彻、长于讲理的风格。本文以白居易《甲乙判》为例，分析了唐代判词在语言方面的特点。     

唐判发微--略论几则涉林判词的史料价值

判是盛行唐代官场,用四六骈文书写的司法文书,也是应试考生科举及第之后、授官之前“覆其吏事”的重要科目。判有官场堂判、应试之判的区分,而“文理优长”、短小精干,乃所有判词必具的特征。不少官场堂判、应试之判都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笔者在概述唐判的一般情况之后,侧重考察五则涉及林业的应试唐判,以期弥补史乘记述之不足,深化当代人对唐代林业的认识。     

唐代御史活动与判文文体的成熟

御史活动对唐代判文文体的成熟具有促进之功:(一)御史在唐代判文写作中具有引领作用。一些御史本来工文,又有司法实践,他们倾力于判文写作,这类"how to"类著作对一般士子学习判文制作实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张鷟《龙筋凤髓判》是典型代表。(二)唐代司法审判程序对判文结构的影响。御史的司法实践,有助于他们提高营构判文叙事结构的能力。(三)御史的"法律思维"对判文修辞的影响。唐代判文写作中的情感取向、注重修辞、伦理感染等,是传统法律思维模式在判文制作中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唐宋判书的司法文化解析

唐宋两朝乃传统中国法律集大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司法官员由法吏向儒吏转变的重要时代。唐代的判词多为拟判,而宋代纠正了拟判脱离实际的弊病,实判之风由此盛行。两朝虽然在判书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就判词实质而言,制判者的思维方式却同出一辙：在法律明确、稳定、统一的条件下,均采用“罪行法定主义”的裁判方式,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司法官会对情、理、法融会贯通,最终达到“情法两平”的断案至高境界。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文明判集残卷》新探

对<文明判集残卷>产生的时间进行了新的考证,认为其成书于公元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中叶.本文还通过比较的方法,揭示出<文明判集残卷>实为唐代铨选考试之参考书,并指出该书对研究唐代判文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从尊崇门当户对到信奉郎才女貌——解读《游仙窟》中唐代爱情婚姻观念的转变

"门当户对"的爱情婚姻观念自魏晋六朝一直延续到唐代,唐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等统治者大力打击门阀制度,使社会上不良婚姻风气有所改观.《游仙窟》中对士人才学、女子容貌的细致描写以及情爱场面的大胆描述,反映出唐代士人的爱情婚姻观念,由重视"门当户对"向"门当户对"与"郎才女貌"并重的转变.     

《聊斋志异》中的判词与清代实际诉讼判词的比较

从<聊斋志异>中的判词出发,将其与清代实际的诉讼判词做出相应的比较,从而考察<聊斋志异>中判词的实质及其在小说中所起到的作用.通过比较,指出<聊斋志异>中的判词在性质方面与清代实际诉讼判词有着本质的分野,<聊斋志异>中的判词是以拟判的形式、文学性的实质,帮助作者实现了其小说作品的最终完成.     

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心态

中和四年 ,新任义昌节度使王铎在赴任途中 ,被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劫杀。这一事件是唐王朝在面临崩溃之际 ,中央政府与藩镇之间 ,以及朝中权贵与广大寒门士子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文章试图从王铎死因入手 ,对晚唐的藩镇之祸及广大落第士人的心态进行简要的剖析 ,以此证明这一事件在晚唐的典型意义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试论唐代书法与唐诗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唐代的书法与唐诗作为两门独立的艺术各显异彩 ,延世久长 ,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实为密切的联系 ,本文就此相关问题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唐代书法艺术与唐代诗歌之联系 ;二是唐代诗人以书法为创作内容的许多篇什 ;三是书法艺术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以及唐诗对书法艺术的促进 ;四是唐代诸多诗人皆工书艺以及诗人书诗幅互赠 ,增进了情谊又致使书、诗并进     

唐代河朔幕府纳士与士人入幕心理

古代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是进入仕途 ,科举考试是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但是 ,科考特别是进士科考虽能擢第 ,得官却十分艰难 ,于是由先入幕而后登朝便成了唐代士人求得显达的另一途径。河朔本唐代环境恶劣地区 ,却仍有士人入幕。本文通过对河朔藩镇的纳士状况、河朔藩镇人员构成成分的考察 ,揭示失意士人入幕河朔的无奈的心理状态。     

唐代免死案件的多样性考察

为考察有唐一代免死案件所呈现出的特点,以案例研究和规范研究为基本方法,分析《新唐书》《旧唐书》等史料中所载的案例和免死相关的法律制度。研究认为唐代免死案件在文字表述形式、案件处理程序、具体裁决原因与实际执行结果这几个层面均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性,造成这种多样性的深层原因是传统儒家理论中的“特权”因素与“钦恤为怀”的哀矜思想;对于擅生杀大权的裁判者来说,以宣扬道德观念来教化民众和以严酷刑罚来突显皇威、惩戒犯罪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     

唐代文儒的文学与历史承担--从张说到孙逖

开元、天宝时期以张说、孙逖等为中心的几代文儒不只是同时兼具文与儒两方面的才能,而且是在思想观念、自我意识上将文与儒结合起来,由此开拓出不同于前人的文学观念,从而对盛唐士人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尤其是文学感觉空间的建构,影响至深.     

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研究

渼陂是唐代长安地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渼陂以其秀美的景观吸引着一大批文人士子前来观光游览,而历代文人士子则在渼陂留下众多优美的诗文篇章。在陕西省政府大力开发渼陂旅游文化景区的大背景下,本文将唐代渼陂文学作品作为本文的研究目标,并试图以上述文本为基础,勾勒出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的思想脉络。本文主要运用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史学研究方法,尽量站在古人的处境分析文本中蕴藏的思想内容;在上述基础之上,本文还试图将渼陂文学作品和渼陂的时代兴衰、唐代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最终抽绎出一条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的发展轨迹。     

清乐不亡于开元、天宝补证

文章以一些新材料论证了清乐在唐代宗、宪宗乃至文宗时期的宫廷中仍然得以表演的事实,进一步反驳了《通典》关于清乐亡于开元年间的记载,在补充和丰富学界现有结论的基础上,为深入研究唐代的音乐状况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参考。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