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州坭兴陶文创产品开发现状与创新路径

钦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中国南部沿海对接东南亚地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枢纽城市。作为四大名陶之一的钦州坭兴陶在文化交流中担当着港口城市的名片输出重任。本文从钦州坭兴陶的发展历史、坭兴陶文创产品开发现状、创新思路等方面，分析了坭兴陶文创产品研发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创新研发策略。以期达到宣传推广坭兴陶文创产品，并使其快速走向市场的目的。     

夏鲁寺元代壁画作者钦·索南本相关问题考证——以文献《钦氏诸格西历史》为中心

钦·索南本是西藏绘画史上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在夏鲁寺佛殿内绘制的7铺壁画被誉为具有尼泊尔风格的典范之作,7铺壁画均署有钦·索南本的名字,因此他也是在作品上留名的为数不多的古代藏族画家之一。文章以《钦氏诸格西历史》和《钦·南喀扎传记》两部藏文历史文献为材料,对夏鲁寺元代壁画作者钦·索南本家族、居住地以及画家身份等问题进行了考证。钦·索南本出生在古老的钦氏家族,在邦国时期钦氏是工布地方的首领,因平民起义迁徙到雅隆;吐蕃时期钦氏与王室联姻成为吐蕃豪门贵族,为“三大外戚家族”之一,显赫一时;吐蕃政权灭亡后,钦·相布拉迁徙至后藏年堆达策地方。此后钦氏致力于佛学和讲传《阿毗达摩俱舍论》,成为年楚河流域六大书香门第之一,家族中涌现出了钦·南喀扎等多位著名学者,钦·索南本或是钦·南喀扎的弟弟。     

钦州汉族的来源、分布及历史作用述论

钦州是壮族及其先民聚居之地 ,秦汉以来 ,不断有中原汉族迁居。到了清代 ,迁居钦州的汉籍居民剧增 ,其人口逐渐超过了土著的壮族。迁居钦地的汉族 ,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 ,传播汉族文化 ,为钦州地区的开放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族融合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是汉族移居岭南、开发岭南和壮汉民族及其文化相互交融与共同发展的一个缩影     

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清末民初时属“川边特别行政区”,民国28年(1939年)西康建省后,属西康之康属地区。故也有“川边”、“康区”之称。该区教育渊源流长,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开发甚晚,初始于清末“川边改流”之际。其历史大体可划分为清末“兴学”、民国的颓废与复兴、新中国的大发展三个时期。一、清末“兴学”(1907—1911年) 1.清末兴学前的藏区教育     

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

列山墓葬群是20世纪80年代西藏考古工作的一大发现,是西藏规模宏大的墓葬群之一。由于文献失载,又无口碑历史,关于列山墓葬及其所在地的相关历史背景、墓地性质、墓主身份,等等,学术界一直未有研究文字涉及。文章从研究墓葬所在地区的古历史地名、历史事件着手,从多方位进行相互参照研究,提出了列山墓葬是钦(■)氏的氏族或家族墓葬地的观点,揭示了列山墓葬背后所隐藏的千年历史谜团。     

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中最复杂和最动荡的时代。贯穿民国38年历史的有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下属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这两条主线是晚清"救亡图存"斗争的延续。第三条主线是探索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实现从"多元型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和国民思想过渡。在整个民国期间,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向中国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并扶植代理人。民国历史中,最核心的利益是救国图存,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评价民国所有的历史人物时,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底线。     

近代回族政治意识与国家认同浅论——从"争教不争国"到"兴教救国"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内生的族群之一,以其伊斯兰教信仰为重要表征.历史上回族与各王朝政权之间基本呈正面的互动关系,有着积极的国家认同意识和表现.清朝中叶以后,西北西南回族屡受政府打击,其内部出现了消极的"争教不争国"的政治态度.民国建立后,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回族紧跟时代步伐,在复兴族群的同时以主人翁精神努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强盛,建立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意识,"兴教救国"即是这一意识的体现.     

历史上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文化互动

历史上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有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文化互动的内容包括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海路交通;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人员互迁;廉州、钦州人到越南北部为官的情况;而廉州所藏越南昭光寺钟及钟铭、越南在廉州修建的东山寺和唐朝宰相姜公辅的籍贯等等更进一步证明不应该把近现代意义上所谓的"国家"、"民族"的意义生硬地套到当时的历史时代,只有这样,研究才有可能相对客观.     

略论《钦定西藏章程》及其历史意义

清乾隆五十八(1793)年,清军击败了入侵后藏地区的廓尔喀军以后,统军主帅福康安根据乾隆授意会同达赖、班禅等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该章程的实施对清代西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本文试通过分析该章程的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对其历史意义略作论述.     

推动中越边境贸易规范加速发展——《中越边境贸易研究》述评

国家民族委员会在2000年发起"兴边富民行动"正式启动.2005年11月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以来,中越经济贸易合作有了快速的增长.     

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的存在是与改土归流共始终的,而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又最引人们的注意。本文仅谈明代的改土归流问题。明朝除在桂西土官传统统治区继续推行土官制度外,还在桂东非土官传统统治区设设置了许多土巡检或副土巡检亦属土官之列,但这类土官的设置或革废的情况比较复杂,故这类土官的革废,本文亦不涉及。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流自明初就开始了,直至明后期都断断续续的推行,改流的地方也不是很少。洪武初首先被改流的是钦州七峒长官司;不久,太平府也被改流。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古鲁仁波切都钦"类型初探

"古鲁仁波切都钦"的类型,依据"都钦"(dus-chen)一词在藏传佛教文化中的内涵,具有两种的类型,即会供诵经与金刚法舞会.这两种类型各有其表现形式、内容和意义.     

探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与清治藏政策的转变

清乾隆时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及其后制定的“钦定西藏善后章程”标志着清统治西藏的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政教分立”的郡王制转向“政教合一”政策,此转变对西藏政治体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兴边富民行动”开发式扶贫基本策略分析

从2000年国家推行"兴边富民"战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兴边富民"与边境地区的开发式扶贫密切结合起来,通过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智力扶贫等多种方式,使边境地区的贫困现状得到有效改变。但是,边境地区的开发式扶贫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贫困形势严峻、参与主体不足、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等多方面,为此,本文认为,边境扶贫应借助"兴边富民"的契机,结合以往的扶贫经验,通过建立多元扶贫框架、采取多种扶贫手段、采用多种扶贫方式,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真正实现"兴边富民"行动的主旨。     

调水源头探陶岔

正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之前,没有人知道陶岔这个名字。当陶岔被确定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渠首以后,这个名不见传的小村子一夜成名。全国各地的游客涌往陶岔,目睹"天下第一渠首"的容颜。(一)陶岔濒临丹江口水库,隶属河南省淅川县九重镇。在丹江口大坝建设之前,陶岔原是一条长狭谷,位于汤禹二山之间。在这条峡谷里,有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名叫陶岔村。陶岔村不大,只有700来人。陶岔背靠禹山,面向汤山。汤山温泉汇成的小溪,缓缓从村前经过,流向丹江。那时候,丹江水距离陶岔还有20余公里,且水面与陶     

兴边富民行动10周年:成就、经验及对策

兴边富民行动是国家民委按照中央部署、联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倡议发起的旨在"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一项国家行动.兴边富民行动10年来,成就显著,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呈现出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田家统一、睦邻友好的良好发展态势,"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标正在变为现实.兴边富民行动实施10年来,基本形成了符合边境地区发展实际的基本经验.兴边富民行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还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重点回顾、总结10年来兴边富民行动的成就和主要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兴边富民行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提出了下一步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的对策建议.     

以行政建置制度创新促进新疆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时建行省,晚清改军府制下的伯克制为行省制,民国沿其制。新中国建立后,设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半个世纪以来,新疆民族构成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有必要对新疆地方行政建置进行制度创新,既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也进一步加强国家的一体化管理,进而推动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     

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

本文意在分析宋明以降钦州西部溪峒社会的变迁与当地人群祖先记忆创制之间的关系。在宋代,今广西防城港市一带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是一种以地方酋领为核心的社会。进入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以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嘉靖间,知州林希元加强了对钦州西部的经营,他还参与当时的"议征安南",积极主战。于是,四峒一事成为林主张"讨"安南、"取"安南的重要理由。此时,四峒之民也急于归正复业。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汉将后裔"的记忆得到创制。     

“南海一号”与宋代广西北部湾的对外交往

宋代中国南海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留给后人的最直接航海物证就是"南海一号"古沉船。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与广西北部湾港口形成的基础上,随着宋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改变,广西北部湾主要以安南等东南亚小国为交往对象,中心港口移至钦州,钦州博易场等地成为主要的贸易场所。"南海一号"发掘地所在的阳江外海面是商船从广州、福建港口经由北部湾到南海各国的经过地,也是广州与钦州间来往商船的经过地。广西北部湾港口特别是钦州港的对外交往是宋朝海外交往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