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行星命名不本于地支而本于观测说——评《阴阳五行思想与〈周易〉》

读了杭州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1——2期哲学社会科学版黎子耀先生《阴阳五行思想与〈周易〉》一文,感到触及问题较多.为了贯彻“双百”方针,愿抒鄙忱,先贡一见,以承教于专家通人,及黎子耀先生.黎先生在文中第一节《干支的制作包含了阴阳五行思想》中提出一个新的论点:认为我国殷商时期已经有了阴阳五行思想.这种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即殷商时期或殷商以前——夏,天文家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以制定历法;而反映这种日月五星的运行与轨道的阴阳五行思想就完整地包含在甲骨文字的干支创作中.     

从卜辞看殷商时期上帝的性质

殷商时期的帝对风、雨、雷等自然天象有控制权,也有随意降予商王国自然灾害与人事灾害的主动权。帝与殷商时期的一些自然神和商王的先祖有上下统属关系,帝是商人崇拜的至上神。殷商时期所崇拜的帝不享受祭祀,其与商族无血缘关系。商代至上神帝的信仰源于人们对天空至高无上神秘力量的敬畏。     

四出羡道与“天圆地方”说

本文对我国殷商时期四出羡道大墓的墓葬思想进行了探讨,指出其与"天圆地方"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联系考古的发掘实物资料、古代典籍扼要进行了分析.     

从甲骨河卜辞看殷商人的神灵建构

通过甲骨文中的河卜辞,主要运用神话学的方法,从神之诞生、神之职能、神之形象、神系世界四个方面来论证殷商人以“万物有灵观”、人之特性、殷商现实社会为参照来实现神灵建构。殷商时期属于神话体系的混沌期,诸神皆是综合神,其职能呈现交叉与重叠。     

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媒介与传播技术述论

在教育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和传播技术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先秦时期,我国示现媒介系统的口语传播具有简练、形象的特点.殷商时期我国较为成熟的文字,使再现媒介系统传播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在教育传播媒介及其载体和传播技术方面,汉代创造的质优价廉的"蔡侯纸",使纸质手写书籍媒介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传播功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及宋以后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在教育传播领域引起了一场技术性革命,推动了我国古代教育传播事业的繁荣.     

蜀与殷商关系刍论--从甲骨文记载谈起

文献资料和大量地下考古资料证明,殷商时代的蜀在今四川成都平原.甲骨文资料证明了殷商时代的蜀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殷商王朝已建立了联系.开始接触的时候,曾有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之后则保持了友好交往.殷商派人到蜀地去,蜀也派使者到中原.但在当时路途遥远、山水阻隔的条件下,双方的联系和交往较为松散,蜀对殷商王朝不存在藩属、服役、贡纳关系.双方虽互有影响,但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殷商教育思想重溯

中国教育的全面兴盛是从西周开始的,而对周前的教育状况及其观念人们却难以把握,导致了许多教育思想在源头上的模糊不清.其实殷商教育体制的逐渐完善,为西周教育的全面铺开做好了准备.殷商时期出现了"习与性成"、"惟学逊志"、"敩(教)学半(教学相长)"、"法圣师古"、"学在生活"、"尊师重教"的教育理念,而这些理念无疑又是后来某些教育思想的源头,中国的礼乐文明也在商朝后期的周原上崭露曙光.     

从甲骨文“灾”字看殷商时期的灾害

甲骨文中的"灾"字常用来表达祸患之意。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灾"字的字形不断变化,表达的含义也不尽相同,或表示河水泛滥,或表示河流壅塞,或表示战祸,或表示自然界发生的天火,或表示凶猛野兽的威胁。研究"灾"字形的变化有助于认识殷商时期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     

殷商之上帝或非在天——三代鬼神世界观范式转换新探

夏商周三代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鬼神世界观范式。第一种大致产生于仰韶文化时期,持续至殷商早中期。此时生业问题是主要问题,人们主要崇拜自然神,川泽山林被认为是鬼神世界之所在。第二种鬼神世界观范式在龙山时期出现,成熟于殷商早中期并结束在周灭商前后。在这一时期,阶级问题是主要问题,祖神地位逐渐居于自然神之上并进而融合自然神。而鬼神世界之所在也从川泽山林转移到宗庙中。上帝是祖先世界的最高神明,他只与其后裔殷人交流,商王室以此有了不移的天命。第三种鬼神世界观范式是周人宗教改革的结果,周人将上帝与鬼神世界高升于天,以天地分割了人神世界,使上帝不能以祖神的身份居于殷人的宗庙中,以此打破殷人对于天命的垄断。也就是说,三代鬼神世界观经历了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上帝绝非一开始就在天上。     

“殷商”辨名

"殷商文化"是我们上古文明之一,它的国家性质是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关于"殷商"的正名和族属问题,许多学者都做过探讨.我们在对照甲骨文、商周金文以及先泰特别是西周时期的文献后,认为"殷商"的分称与合称是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的,"殷"、"商"所指代的含义是不同的.     

殷商青铜礼器纹饰的意象形态

殷商时期青铜纹饰的意象形态深受史前和原始艺术的影响,在史前时期的器物和装饰上,可以找到诸多商代青铜器纹饰的雏形。但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史前和原始社会的器物造型和装饰具有的抽象或意象形态的审美属性,并非与器物和装饰的生成同步发生,它是在人类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经过若干个复杂的转换过程才得以显现出来的。同时,殷商青铜器的意象形态既折射了商代的社会性质,也表达了其内涵的丰富多彩和审美感染力,它是这一时期人、神灵、自然、艺术之间协调一致的结果。     

秦至南北朝时期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流

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交流的分支,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流贯穿古今.而秦至南北朝时期南北饮食文化交流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它的初步发展时期.在此时期,国土的扩张,人口的迁移,文献的保存等因素成为了重要的交流手段,而这一时期的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流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卜辞文学的仪式性传播

甲骨占卜作为卜辞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具有行为艺术仪式化的显著特征.其根源在于先民的笃信先兆,方式为“半天启半人为”,以龟灵观念为指导进行选材,具有复杂规范的占卜程式,反映出的根本内涵为殷商时期巫教的盛行.     

我院成立东夷文化研究室

东夷文化是古代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辛勤劳动创造的土著文化,它与中原文化不同,独具特色,又与中原文化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源流.到殷商时期,中原文化吸收了东夷文化发达起来,反转来给东夷文化以巨大影响.到汉代东夷文化逐渐融合于汉文化的分支齐鲁文化之中.东夷氏族鼎盛时足迹遍及辽东半岛、苏北、淮北、陕西、河南、山东半岛广大地区,在其被融合的过程中,胶东是这一种独具特色的土著文化的最后根据地.     

试由卜辞“今夕其雨获象”看殷商时期的地理气候状况

甲骨文字的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在探索上古殷商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祭祀、征伐和周边方国的关系等方面,前人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成为我们认识上古殷商社会的重要依据,本文试就甲骨卜辞数次提到商王猎象和兕的记载,来探讨商代中原地区的地理气候状况。     

我国乡里制度的起源和演变

我国乡里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的邑、里、丘是居民的最小行政单位,受贵族政权管辖。西周的乡遂制度比殷商的乡里制度有所发展,基层行政组织大备。春秋战国时期,县、郡政区相继产生,乡、里基层政权从属于郡县之下,国野界限泯灭。乡级政权人员建制结构完整,乡官职责分明。里政权职能繁杂,里吏分工细密,各司其职,里内的什伍组织更加完善。乡、里两级行政职能发展到战国末期已相当完善,标志着我国乡里制度初步形成。     

“假借”造字法研究(续前)

现在集中讨论几个问题.第一、假借字与原字的辨认辨认假借字及其原字,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有些字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它的源流,古音学还没有给我们提供殷商时期中原地区语音系统的完备的知识.不过,在古文字学领域中,古人和今人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因此,只要我们的比较、分析是得法的,判断就比较可靠.我们的方法主要是:通假关系、音义联系、形体比较,等等.     

海外收藏虎食人卣造型解读

海外收藏的青铜器虎食人卣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对于其造型意义的解读众说纷纭,本文运用考古学资料从诠释学的视角来分析解读这两件青铜器的造型.可以看出虎食人卣是虎方文化与中原殷商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其造型既保持了虎方生动活泼的地方艺术精神,又吸收了殷商文化狰狞神秘的因素.虎人关系是一种对立关系,主要表现了凶猛和征服的意象.     

三星堆出土青铜虎形牌饰——兼论巴蜀虎形器物

关于虎形器物,在三星堆遗址中曾有多件出土.在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遗址中亦出土多件虎形器炉,时间在晚商至西周,在晚于上述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巴蜀青铜器物中亦多有虎的形象出现.总之,在巴蜀地区早到殷商晚至近现代虎形器物或装饰一直盛行不衰.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虎的民族.这与他们的自然环境有关,也可说是他们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体现.     

“宋”字新释

本文全面考察了“宋”的形、义演变，在夏渌教授观点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方法加以自己的创造，论证“宋”原即“松”字，并由此论证了殷商时期的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