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 亲历 介入与评判——“朦胧诗/人”徐敬亚的时代荣光

上世纪中国"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时期的重要批评家徐敬亚,同时也是一位坚持诗歌创作已达四十年之久的诗人,其"诗人"身份一直被"批评家"身份所遮蔽,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证。徐敬亚的诗具有典型的"朦胧诗"特征,虽然其诗歌美学风格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变化,但其"朦胧诗"的底色不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鲜明的政治美学追求;理想主义的坚守;现实主义的底蕴。具有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身份的"徐敬亚",作为一个当代诗歌符号,其内涵远丰富于单纯的"朦胧诗人"标签,完全可以升级为"朦胧诗/人"而被视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汉语诗歌文化在总体性上的最佳象征性人物。     

鲁迅“还乡小说”的结构模式

鲁迅的"还乡小说"系列中有一个稳定的结构模式:离乡者"我"的还乡结构中,内含着"我"与故人相遇的模式,通过陌生化的故人相遇场景暗示离乡者与在乡者的文化差异,将国民性纳入到启蒙话语框架中进行解释,同时以异己性的眼光反观认识到自我的身份焦虑;故人的讲述中含有一个内核性质的故事,言说着故乡生命形式的复制以及自我与传统的亲缘联系,是对国民性成因的追问;"我"与故事之间的情感阻断成为结构文本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鲁迅的精神结构的文本形式。     

论狄金森诗歌中的“内热”与“外热”

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风格独特,意象凝练,极富感染力。通过对诗人诗稿中与"热"相关隐喻的文本分析,从外在与内在两个角度解析"热"的双重喻义,认为其既可指代外部世界社会规范带给诗人的压力和冲突,也可指代内部世界中诗歌语言的力量。诗歌中,诗人择"内热"而离"外热",正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论宋代儒宗欧阳修诗歌中的佛禅因缘

被冠为"宋代韩愈"的儒宗欧阳修,在对佛教的态度上跟韩愈一样力主排佛。但是在细读其诗歌文本时考见其是北宋士大夫"外儒内佛"的典型代表。他外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风范,内含远离尘俗修真养性的佛禅心境。文章从欧阳修的禅僧交游诗、寺院诗、禅理诗三个角度对欧阳修宽容乃至亲近佛教的情况展开论述:一是从禅僧交游诗中隐现仕与隐的矛盾态度,二是寺院诗中展现出诗人心路历程的轨迹,三是以禅境入诗境的禅理诗显现诗禅互融后的诗情禅意。通过细读分析欧阳修的诗歌文本,全面展现其"有心排佛境归属,无意参禅心结缘"的精神历程,有助于人们了解欧阳修反佛与崇佛之关系,认识欧阳修作为儒宗的佛禅因缘。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论许立志底层诗作的抒情指向

底层话题是近几年来文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许立志的底层身份也为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体验与关注。本文主要从三个层面出发对打工诗人许立志的深度抒情进行阐释与解读。一是从诗人自我出发,认为底层诗歌当学会为自己说话;二是从诗人所在的打工群体出发,以人的"异化"与城乡对立为切入点阐述诗人许立志对底层的观照与表达;三是从诗人之死出发,认为许立志的死亡是一种重塑英雄性主体的浪漫自戕。简言之,诗人许立志的诗作不仅传达了自我的情感,也表现了他者的生存境遇,他为信仰而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艺术的"献身"与"理想"的重构。     

走进乡土 叩问人性——鲁迅、韩少功乡土小说之“人性观”比较探究

"乡土与人性"是现代文学史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鲁迅、韩少功两代作家的共同关注点。从韩少功的自我言说中可以找到其与鲁迅先生在文学思想、创作意识上的联结点;以文本中的叙述者"我"为切入点,从人性的扭曲、迷失等方面结合具体文本阐述"人性观"的基本内涵;辨析"我"身份的隐性所指。从而考察韩少功的"人性观"是对鲁迅"人性观"在承继基础上的变异和发展,进而体会两代作家文化心境的差异。     

难以超越的“他者”——《藻海无边》中的后殖民身份建构

简·里斯在《藻海无边》中对帝国主义殖民话语进行了系统的颠覆,并采取多种文本策略试图重塑边缘人物"主体"身份。以后殖民身份建构为视角,探索作家超越边缘人物的"他者"身份对自我"主体"身份的正面建构和对帝国殖民主义的解构。虽然小说从叙事策略、人物形象及话语策略入手,严重挑战了帝国主义殖民话语并对传统欧洲主、奴二元对立模式形成了巨大冲击,但由于作者本人身份困境及帝国主义框架的共同制约,后殖民地"主体"身份建构难以取得最终的成功。     

汉代“葆”身份补正

汉代的"葆"是一个特殊的身份阶层,出入关塞简中的"葆"不能以"担保、保证"作解。从身份上讲,当时"葆"的身份不是秦代"葆子"的延续,他们虽然与"庸"身份相近,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而是一个身份受到较强限制的依附阶层。     

从“台北人”到“纽约客”:白先勇对身份认同的追寻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白先勇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身份危机。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白先勇用文字写下了他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历程。"台北人"是一群身在台湾,心在大陆的"异乡客",他们在新的社会现实的困境中逐渐失落了自我的身份。"纽约客"是一群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荡的"漂泊者",当在"别处"生活的梦想实现时,他们却在自我认同与他者想象之间构成了对立,并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Danny Boy与Tea For Two是白先勇新世纪后发表的作品,展示了白先勇在跨文化际遇中,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实现了对身份认同的突围与超越。     

美国诗人对中国禅诗的跨文化阐释与再创造

本文论述美国当代诗人通过外在他者的视角,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理解中国古代禅诗这种异文化文本,以媒介者和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在言语层面、形象层面、意蕴层面对中国古代禅诗进行了话语重塑,其创造性翻译和文学再创造彰显出主体性,成为美国当代诗人对自我的审视、认知与言说,体现了跨文化阐释与文学再创造的魅力。     

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构

"知青"作家经由"文化寻根",远离了"政治反思"的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个人的乡土"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幽灵的困境》中双重他者的身份认同研究

加纳戏剧家阿玛·阿塔·艾杜的漂泊生涯为她关注文化身份提供了必要前提。在其代表作《幽灵的困境》中,艾杜通过塑造美国黑人女性尤拉莉亚来演绎女主人公在重返非洲后所遭遇的重重困境。很显然,戏剧创作是艾杜对后殖民语境中文化冲突、身份定位和身份构建等核心问题深入思考的真实反映。在她看来,重建自我身份需从价值观的定位和态度的转变开始。只有如此,"他者"才能摆脱双重身份所带来的尴尬,从而回归自我。     

"文化流散"与西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的家园情感

"文化流散"是一种"跨文化"的生存状态,所有的流散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居住于一个多种文化之间的世界,于矛盾的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自我的身份认同".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大都属于文化流散者;在他们的"流散写作"(diaspric wrting)中,"家园情感"是与文化身份的模糊或丧失紧密相连的情感形式,并通过文本中的"非家幻觉"(unhomely)得到集中表现.文化流散既是一种精神与情感上的创伤,又是一种文化特权、一种不可多得的优势,它所带来的这种独特经历,有助于诗人们在诗歌中从"跨文化"的场域去书写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有利于少数民族诗歌走出传统的樊篱,获得一种全球性的诗歌品质.     

《名媛诗话》的自我指涉及其内文本建构

该文借助产生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过程并广泛流行于当前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称文本互涉(intertext)理论,对清道咸才媛沈善宝在其《名媛诗话》中反映自身及其家系女性成员与文学的现象进行探讨。文章认为,具有诗话编撰者与诗人双重身份的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不仅循例大量征引他人的前文本(pre-text)——包括本事、作品与批评,而且还体现了相当明显的自我指涉(auto-ref-erentiality)现象——即不时自我表述(包括其本人及其家庭/家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该诗话当作再现其自身(及其家系女性成员)历史与文学创作的文本空间。不过,沈善宝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呈现为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体叙述,而是在随机动态的过程中,将其自我指涉置于与其相关的诸多关系(文本/前文本)之中,由此构成一种涵蕴其间的互文性,或称之为"内文本"(intratextuality)建构。其最终效果,不仅使这种"内文本"建构成为该诗话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在貌似(自我指涉的)零碎拼合中浮现出沈善宝自身(历史与文学)的轮廓与影像。这样一种文本策略的运用及其价值取向,无疑是强化了女性自身(尤其是作为时代才媛领袖之一的沈善宝)在重构女性文学史过程中的责任感及参与感。     

再论郭小川诗作中的“战士情结”

郭小川以其奉献于当代诗坛的大量战歌赢得了"战士诗人"的称号.可是"战士"实不足以概括郭小川复杂的心路历程.他圣徒般的"战士情结"隐蔽地纠结在诗人作品中.诗中战士与诗人身份认同的纠结、叙事诗作的三种类型:战士主人公形象、战斗生活的留恋与追忆,无不蕴含着诗人的"战士情结".     

“格物致知”对“诚斋体”诗学品格的影响探析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将"格物致知"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他所创立的"诚斋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然物象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并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诚斋体"的这种审美特质与"格物致知"在本体论、认识论中所体现出的美学意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斋体"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表明文化学术思想经过诗人这个中介,可以化为诗人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并经过心灵与情感的融会,成为审美化的诗性流露,杨万里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中介作用.     

论“流散诗人”艾布·马迪长诗《秘符》的哲学思想

《秘符》是"流散诗人"艾布.马迪的一部经典之作。诗中场景的不断转换、诗人对万物的不停质疑体现着诗人在阿拉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对自我身份探索、认同的过程。诗人身上文化的混杂性使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属性。作为一名流散者,他迫切地希望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而两种文化的差异注定使他的心灵漂泊在对归属的寻求中而不能落脚。于是,诗人的作品中便充满了这种寻求所带来的哲学思考,这也便是《秘符》之所以"秘"的原因所在。     

还原与异变:加里·斯奈德对寒山的文学接受

美国当代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对中国唐代隐逸诗人寒山的诗歌翻译拉开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寒山热现象的帷幕,斯奈德及“垮掉的一代”对寒山的文学接受既有跨越时空的沟通与共鸣基础上的还原,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跨文化传播中基于各自文化传统、文化语境与创作个性而产生的误读与异变,这在双方对待自由、自然、社会和宗教的同中有异的态度、理念及追求上都有表现.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唐诗三百首》中“时光”意象探析

每个人都活在时间的洪流中,对时光的思考也是每个时代的诗人关注的人生主题。文章以《唐诗三百首》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唐代诗人对"时光"意象的思考:"时光"意象是诗人反思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是诗人衡量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诗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