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其儒佛思想

在唐代文学中,柳宗元的山水诗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关于他的诗,前人多有评价,概而言之,不外似陶(潜)、似屈(原)二种。前者,如:苏轼《题柳子厚诗》云: 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又《评韩柳诗》云: 柳子厚待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手枯澹者, 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唐宋时柳宗元诗歌和散文不同的接受命运

柳宗元是诗、文兼擅的文学大家,然在唐宋时,其诗歌和散文的接受命运却截然不同.这表现为:在中晚唐和五代时,柳宗元主要以散文闻名,其诗歌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在两宋时,其诗歌和散文出现接受的分野,有着不同的接受轨迹,他的散文在北宋立国之初就迎来了接受史上的春天,而他的诗歌直到北宋中期的苏轼才"发明其妙",同时,对于柳文和柳诗的历史评价也存在着诸多相异之处.作为同一作家的诗歌和散文,却经历了不同的接受命运,这是文学史上比较独特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接受语境.     

论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

与柳宗元同时及后世评论柳文的人,都有指出其文“自史中来”的,他本人对这种继承,则概括为一个“洁”字。柳宗元深受司马迁的影响,是因为他们两人虽然不同时代,但却具有颇为相似的遭际,思想感情有相通之处。柳宗元研习《太史公书》,“忖度其心而得之”,进而体现在写作目的、内容选取、手法运用和遣词行文诸多方面。     

唐宋八大家与《史记》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马迁的散文在我国文学史上被视为巨擘，被后人当作一种典范，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的归有光、清代的戴名世、方苞等，都是高举学习《史记》的旗帜的。从他们对《史记》的推崇和师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记》对古代散文的兴盛发展，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一、韩、柳与《史记》朝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散文家，他们都十分推崇司马迁，十分爱好《史记》。柳宗元最了解韩愈，在当时他就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韩愈自己也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     

贾凫西民族思想问题辨析

<正> 从前,人们对贾凫西的了解,受到资料的限制。《曲阜县志》、《滋阳县志》诸书,对于他的生平事迹记载都很简略。对于他的作品,人们除看到有个《木皮子鼓词》外,其他的如《澹圃恒言》、《诗纲》、《四书本义》等,过去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书。《国朝山左诗钞》、《曲阜诗钞》、《滋阳县志》等书中,一共只收了他五首诗。一九五九年,路大荒先生在山东省博物馆发现了贾凫西的《澹圃恒言》抄本,其中第四卷为《澹圃诗草》,收有他的诗一百五十七首。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贾凫西的生平思想,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惜人们对于贾凫西的《澹圃诗草》并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或者虽然注意到了,却仍认为他是个具有民族思想的“爱国诗人”。这种论断与事实不符,有加以辨正的必要。孔尚任在《木皮散客传》中,说贾凫西——祟祯末,起家明经,为县令,擢部曹。迁革后高尚不出,有县尉数挟之,遂翻然起, 仍补旧职,假王事过里门,执县尉扑于阶下以为快。不数月,引疾乞放,不得请。乃密告主者,曰:“何弗劾我?”主者曰:“汝无罪。”曰:“吾说稗词,废政务;此一事     

新诗的“散文美”——论艾青关于新诗的一个美学主张

新诗的“散文美”这一奇特,尖新的美学主张,是艾青于一九三九年在他的《诗的散文美》一文中提出来的,并贯串于他的整个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本文想结合他的诗论与创作,联系新诗发展的背景,对“散文美”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 “散文美”决不是“散文化”。艾青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对这起码的常识是不会不清楚的。他说过:“我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又说:诗决不是分行排列的散文,如果认为“诗只不过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形式”,那么“即使你写了许多采用诗的体裁的东西,结果依然不是诗”。既然艾青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出“散文美”的主张呢?让我们先温习艾青在《诗论·美学》里的一段话吧:“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这也就是说,“敢文美”主张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诗歌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需要。     

论诗经的艺术(下)

五、体裁、章法、韵律诗在形式上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小说、戏剧和散文。《诗经》是我国早期的的诗集,在当时也不同于神话传说和记事、记言的散文。当时诗人,不论是集体或个人,表述思想,发抒感情,依照一定格律进行歌唱或写作,就形成诗歌形式。诗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就是说,诗之为物,初发于内心,而表现于音声,音声组织成章,是为音乐。诗乐在早期是不分的。音乐要有旋律,有节奏,有韵调,这就给诗以制约,形成了诗的形式特点,诗人作诗就得注意符合这些特点而加以美化。下面姑就《诗经》形式的三个方面,谈谈它的艺术。     

论张九龄山水诗的清澹风格

最早论张九龄文学风格的是他同时代的张说与徐坚,称其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新唐书·文艺传》),谓其为文不尚藻饰。最早以“清省”为其诗考语的是杜甫,其《八哀诗》云:“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仇兆鳌注:“地有余,力厚也。语清省,词爽也。”言其笔力沉雄厚重而语言清新省净。受杜甫影响继以“清澹”二字论其诗的是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说:“唐初承袭梁、陈,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自此九龄涛风清澹遂成定论。     

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

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魏庆之尝谓：“人生作诗不必多，只要远传。如柳子厚，能几首诗？万世不能磨灭。”①刘克庄亦称：“如柳子厚诗，……得一二首似之，足矣。”②可见其诗对后世的吸引力之大，生命力之久远。柳宗元诗歌特点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同作者的才情秉赋、遭际阅历有关，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当年广为流布的佛教，尤其是中国化佛教业已形成后的诸多门派对其诗歌创作影响，也是一重要因素。本文主要追踪柳宗元谪居岁月与释门的广泛交游，以廓清柳氏佛学思想的基本面目；从而在思维方式、情感逻辑…     

柳宗元山水散文的文体风度

唐宋八大家之中，柳宗元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并称，为历代学者作家所重，其山水散文更被推许为“千古绝调”、“文家绝境”，为后世所景仰。林琴南本来是扬韩抑柳的，但他承认“记山水则子厚为专家，昌黎不能及也”。他说“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体物既工，造语尤古，读之如在郁林，阳朔间”。①柳宗元山水散文独特的文体风度，早已为历代评家所瞩目，宋代黄震说他“峻洁清奇”，明代王鳌说他“丰褥精绝”，清代李刚己说他“寄兴旷远”，等等。孙梅先生更对他推崇备至，说他“笔力事绝万古，云霄一羽毛，非诸家所敢望尔”。②刘熙载较韩…     

《庄子》——绝妙的诗

《庄子》是散文,同时也是诗。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屈子文学之精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庄子》(收入《古典新义》,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一文中,以其诗人的敏感和体验,更把它说成“绝妙的诗”。这些论断,都是十分正确而精辟的。     

《薑齐文集》遗文《惜馀鬓赋》考释--为纪念王夫之逝世二百七十周年作

《船山遗书》中关于集部作品有散文,赋,诗,词,曲五部分。散文各体收入文集十卷中,其中韵文占了半数,而赋在韵文中又占了十分之八九。可以说《文集》除古近体诗外,是散文、韵文的合编。《七十自定稿·自叙》说:“‘诗言志’。又曰:‘诗以道性情’。赋亦诗之一也”。     

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

在中唐众星璀灿的诗坛上,天才而短命的李贺以其瑰奇诡异“虚荒诞幻”的诗作卓然独立,大放异彩.然自晚唐诗人杜牧那句“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的评语一出,长期以来,在我国诗评界,李贺诗歌“少理”便成为大家的“共识”.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元、白、张籍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贺以调为主,而失于少理”.王礼锡先生也说;“他的‘怪’的修辞法有时几乎超出了情理之外,所以招‘稍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之讥”.刘开杨先生则说:“余以为长吉诗多佳句,然短于篇法,……     

为情造景——柳宗元《渔翁》诗小议

一首成功的咏景诗,不独能够以洗炼的笔墨勾画出一幅生动形象的山水画,更重要的是能够恰当地传达出作者所寄寓的思想感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所以,为情造景乃古来高手所共同着力之处。明白此理,在进行艺术鉴赏时,才好探得诗人胸襟,而不致妄测臆断,割断了诗中感情贯穿的脉络。文学史上对于柳宗元《渔翁》诗的评介,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诗如下:     

纳兰诗不逊于词

一纳兰成德是位大词人,自清以来,文坛评价之高竟达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高度,令人遗憾的是:却很少有人提到他的诗。实际上纳兰不但写过诗,而且在《本传》上还说:“性德善诗”。他的老师徐乾学在《纳兰墓志铭》上说的更具体:“(纳兰)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间丰格。”他的好友张纯修说:“其诗之超逸,词之雋婉,世共知之。”可见纳兰诗与纳兰词在当时还是并誉的。康熙三十年出版的纳兰《通志堂集》,其中有诗四卷,三百五十四首;词四卷,三百零九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唐诗吟咏的研究

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经过很多诗人的努力,在原有的古体诗基础上,创造发展了律、绝等近体诗,盛极一时。随着当时音韵学的发展,吟咏古近体诗也要求轻清重浊高下铿锵,极音律之美。千载以来其流风遗韵犹有存者。 诗的吟咏是伴随诗体的产生而产生的。二者都来源于人的情意,《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疏:“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乐声依此长歌为节,律吕和此长歌为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可见诗的吟咏与诗本身同出一源。沈约说:“歌咏所兴,自生民始”(《宋书·谢灵运传论》)正是总结此义。     

前贤释“比”三派得失评辨

什么是“比”?不少论者看得很简单,甚至说什么“比”法易解。唯“兴”难通,等等。而其实,历来释“比”之纷歧,并不亚于释“兴”,只不过多自为说,较少正面争鸣罢了。 关于这一问题,我近年在有关文章中,曾顺便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但是言不尽意,本文拟较系统地选前人较有代表性的释“比”之论,分其观点流派,评其正误得失,并依《诗经》之实际,提出个人之选择,供同道批评指正。 （一） 第一个释“比”流派,似应从汉儒郑玄说起。他对“比”义的解释,主要是从诗教的美刺原则立言的。故可称之为美刺派。而他本人则专主刺失,他在注《周礼·大师》“教六诗”中这样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后人便继承其说,用解《诗经》之“比”了,而且影响颇大。但其说之不妥有     

读诗随笔

写在前面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高尔基也说过:“真正的诗——往往是心的诗,往往是心的歌。”(《给薇·叶·加克尔——阿林斯》)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他对客观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反映,即他的思想感情,也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诗,这种经过提纯而又形象化了的思想感情,就象一个窗口,可以通过它使人窥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是有趣的。这大概也是诗味的一种因素。 每个诗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小世界,每首诗都是他要向别人打开的窗口。然而,“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过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的本阶级之外。”(鲁迅《南     

从《柳文指要》看章士钊晚年的礼乐观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名著。在《柳文指要》中,章士钊在解析柳宗元作品的过程中,讨论了与礼乐相关的问题。他吸收了柳宗元的"礼乐为虚器"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礼乐观。他指出,旧社会时期的礼乐,从本质上来看,它专为统治阶级服务;从内容上看,它空虚无聊;从"道"来看,它是枉道的;从产生来看,它是一个积非胜是的过程。章士钊虽然极力抨击旧社会时期的礼乐,但他并不否定礼乐的价值,认为新社会时期,还是需要新礼乐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