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视野中村民自治制度的立法完善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自治制度,是区别于主权自治和地方自治的基层社会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二元化权力发展的要求和结果,体现了中国宪法中国家与社会互相分权的发展趋势;落实了人民主权的宪政理念,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实践了宪法上的人权原则,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村民自治权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属性,应在宪法中明确村民自治的宪法地位与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并制定出关于村民自治的《村民自治法》。     

“乡政”与“村治”的博弈过程及其关系调适

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解体,乡政村治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即国家在乡镇设立基层政权,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在乡镇以下的村设立村民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乡政村治格局的形成,是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探索,二者应该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在各自管理职责之内,形成推动乡村治理不断前进的良性互动。然而,乡政和村治却形成了一种博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每每产生不协调乃至冲突,阻碍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和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分析乡政和村治争取控制和自治的动态过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     

宪政视角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县银行制度史论——以规则变迁为中心

民国时期,我国银行体制配合行政组织结构逐步开始了三级建制,即国家银行（含中央银行与特许银行）、省银行、市县银行。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随着国家统制金融体制的推进,地方银行越来越明显地受控于国家。其中,自孙中山始的地方自治思想及其后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构成了县银行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县银行的发展及1940年县银行法的公布皆受制于此。     

宪法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困境——以甘肃省天水市琥珀乡为例

村民自治制度是对中国宪政制度的重要创新,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基层民主化进程。但村民自治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重重困境,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在现实运行中悖离了宪法的精神。村民自治的精神真正得以实现依赖于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及中国宪政制度的进一步创新。     

论乡镇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的性质差异

中国自周代确立“乡制”几千年来,先后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种形式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乡镇机构改革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问题,总的改革目标是建立“高效、协调、规范”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提高乡村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当代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和发展--以1949年以来宪法的变迁为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宪政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从共同纲领到宪法、从1954年宪法经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以及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的4次修正案的曲折发展.这一发展历程表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就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立宪法至上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此而言,如何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完善宪法的监督和实施体制等重大问题,都是我国宪政理论和宪法内容发展与完善的方向.     

村民自治下的村级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从传统社会到转型期社会,其管理主体、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后,村民自治使村级组织不再是政权组织,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霍山县落儿岭村为例分析得出,农村社会管理有两方面途径:一个是切实贯彻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正式组织印村党委和村委会的管理;另一个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即村民自治对农村社会管理的作用.一个强有力的农村正式组织需要从几个方面建立,即发展村级经济重塑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威,村级社会管理需要精英治理,村级社会管理需要制度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级以下行政区划的变动——以浙江省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确立及加强对基层政治的控制，对基层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对县级以下行政机构的构建和改革是其基层政治革新的重点所在。由于国家对乡村基层政治控制力的薄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行政区划变动频繁。这一时期行政变动最为明显地表现为区、乡镇与保甲三者之间地位的确立与性质，以及他们三者之间的互相关系。     

“治国者贵下断”:《商君书》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战国时期，氏族解体、贵族衰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频繁剧烈的战争，使得基层民众的治理成为重大问题。对此，《商君书》提出了以国家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乡闾精英为主体，基层民众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民众自治，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民众抟聚在国家体制中，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对基层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国家实力，而且可以通过给予民众自治权，提供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巩固统治基础。如此，新型国家及其民族和文化才能在“大争之世”稳稳立足并求得进一步发展。这对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本土性历史资源和思想财富。法治明确划定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范围，让司法与行政适度分离；普法的广泛和有效，使得司法和民众可以监督行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国家的纵向权力和社会的横向自治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对于解决现代基层群众自治悬空或空壳化问题，避免地方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权利的侵蚀，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农村政治化行政机制的困境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乡村行政总体上呈现出政治化特征,政府行政管理主要在政治的直接支配与控制下运行,行政机制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直接凭借强制性力量对社会成员进行支配与控制.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基层行政权力的运行基础、运行环境和运行条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其赖以有效运行的一体化的利益结构、集权性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以及权力崇拜的政治文化的逐步消解,政治化行政机制日益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首先,家庭承包经营压缩了政治化行政机制的有效作用空间;其次,"撒社建乡"动摇了政治化行政机制运行的组织基础;最后,村民自治限制了政治化行政机制的权力渗透渠道.在传统行政机制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要保证和提高国家意志在农村的贯彻执行能力,可行的路径是用民主法治精神和原则改造或重构乡村行政机制,在发展基层民主、重塑乡镇政府权威基础、增强乡镇政府之权力合法性的同时,通过行政权与国家法律的更加全面、紧密的结合来建立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运行机制.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单元的讨论与研究

近年来,我国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遇到了“自治悬空”甚至是“村民自治无自治”的发展困境.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行政村与传统自治单元——自然村基础的脱节.面对上述困境,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上的、重构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地方性改革与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需要建立在相应的乡村自治的社会基础之上.而村民自治本身的发展或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其有效实现单元可能是在现有行政村基础上的、同时向自然村拓展的多级自治形式.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2004年3月14日，由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0条所确立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需要法律来具体化，但我国法律中已确立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较为混乱，存在征地补偿范围狭窄、补偿标准及分配机制不合理、补偿形式单一等较多问题。因此，只有积极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使之与宪法的内容和精神相符合，才能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新农村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建设差异分析——基于湖南38个村的调查

基于湖南20个示范村和18个非示范村的调查发现,得益于政策的驱动和村民的积极参与,示范村在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等方面的建设效果优于非示范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处理好示范村“点”与非示范村“面”的关系,将示范村建设的成功经验推广到非示范村,提升后者的建设水平。同时要尊重农民的认识和实践规律,完善机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和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结合起来,增强新农村建设的综合执行效果。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困境与出路——以家庭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为视角

我国《物权法》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家庭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这种限制严重阻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顺利流转,不利于形成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因此,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法律层面上适时放开对家庭承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严格限制,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推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论1954年宪法的时代特征——纪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它上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启1982年宪法。这部宪法有其独特的时代特点,它是毛泽东宪法思想影响下的宪法,过渡时期的宪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和发展的宪法,基本权利单列成章和其后置的宪法,全民大讨论的宪法。准确认识和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的特点,对理解我国现行宪法体制、树立宪政文化意识、普及宪法知识是有所裨益的。     

阎锡山与民初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民初山西所行村制 ,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 ,也是革新传统乡村制度的时代要求。他以实行编村、厘定村行政人员、推行村财务公开等为主要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 ,开创了 2 0世纪中国行政村制度之先河     

新中国农业政策的嬗变与评述

新中国农业政策总体上经历了三大时期和若干个阶段。即1949-1978年艰难曲折时期：主要实行以“工农产品剪刀差”为主要特征、对农业“多取少予”的“扭曲性”政策，从而导致城乡二元经济与体制结构形成；1978-1986年改革开放初期：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使农民成为经营主体的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并继续巩固与完善相应的农业政策；1997-2008年改革开放深化时期：主要推行“粮食保护价”制度，实行农村税费改革，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逐步取消农业税，提出以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等政策。综观建国以来农业政策目标与措施的嬗变，农业政策涵盖面比较广泛，所制定的政策方向日趋科学合理，增加农业产出和提高农民收入始终是农业政策的两大主题，但对农业非经济品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非经济与经济品之间的联系缺乏必要的认识。     

论新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

在新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在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国务院实施机构调整和改革,全国人大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时期,不断抢抓机遇,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管理的新机制。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发生动因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对促进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明显的正面效用,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以陕西省白水县3个村、西安市阎良区5个村和灞桥区4个村为研究实例,对235户样本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及其发生的动因。研究结果认为：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以及选择怎样的路径流转,都是特定行为环境下所做出的主观抉择;户主年龄减50的绝对值、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业收入、农户愿意种植面积和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之差的绝对值、流转政策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与否的关键因素。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中国梦”实现的路径探析

“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而对农民来说,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是他们为之苦苦追寻的梦想,而农村与城镇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距让农民对城镇的向往之心越来越强烈。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就是人的城镇化,使进城农民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同时实现城乡的一体化和人的无差别发展,它不仅是农民“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农民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载体。我们要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助推城镇化,通过发展产业支撑城镇化,将文明生态理念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实现城镇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