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三农”政策的转轨与突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三农”政策实现了历史性转轨与突破：所有制结构上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突破；经营制度上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突破；农业结构上向农工商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突破；政策走向上向农业、农民、农村协调发展的突破；分配制度上向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在1978-2003年期间以制度改革为主,农业补贴为辅,重调控,轻投入;2004年到现在则以“少取、多予、放活”为原则,农业补贴力度增大,补贴方式多样化,补贴目标也从保证粮食安全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并重。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目前还存在补贴力度相对不足、执行成本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需要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加强农业补贴管理,降低农业补贴执行成本．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和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

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农民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然而,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三农”问题在体制上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因此可以说,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还很严重,还远未解决好;农民太多、太穷,农民分化不尽如人意;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继续深化改革,切实改变“二元”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束缚“三农”发展的体制性问题。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农业经营体制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形式,在市场化及国际化下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企业与农户之间缺乏利益联结的载体,农民没有真正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体,难以分享到农产品产后环节的利益。因此,现阶段必须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而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关键在于发展壮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此要深刻认识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意义,加快合作经济的立法并且政府要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     

邓小平"三农"思想对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农业的启迪

邓小平“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有：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农村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飞跃,要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邓小平“三农”思想对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农业具有重要的启迪：要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农业生产的不断创新,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闽台农业合作。     

农业强国、城乡融合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2022年、2023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第六届、第七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分别以“城乡融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出发，直面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小农户与现代大市场、作物特性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生态、粮食安全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民主体性与乡村建设发展、家庭经营与乡土社会底蕴等议题，回应理论与实践呼唤，展现农业社会学的品格、知识与关怀。     

中俄农业“非集体化”的理想与现实

中俄两国农业“非集体化”的共同特征是 ,政府的改革政策都没有得到完整的实施 :中国政府设想的“双层”经营不可阻挡地演变为个体农户经济 ,俄罗斯政府以“私有化”方式推进独立的家庭农场的发展的努力却收效甚微。因此 ,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不同 ,在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 ,农业“非集体化”往往屈从于由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传统所造就的“路径依赖”这一真正的权威。“非集体化”以来 ,虽然中国农业的状况比俄罗斯好一些 ,但中国农业的“远忧”也许比俄罗斯要严重得多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难点、成因与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25年(1978—2003年),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长速度较快,但与发达国家比较差距很大,主要存在创新主体缺乏,应用需求不旺,农产品出口技术壁垒难破的三大难点和资源、资金、体制和观念四大制约因素。应用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概括提出了“以国家农业科技机构为先导、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化为骨干、农业科技创新专业队伍和农民科技示范户为主力,系统集成创新农业大循环经济技术为核心技术”的中国特色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相应政策措施: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农业大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战略;培育农业技术创新新型主体、建立新型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完善多元化的农业技术创新投入体系,突破资金制约;完善强化农业技术创新保障体系,优化农业技术创新环境。     

加入WTO对辽宁农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加入 WTO,对农业的冲击是巨大的。但对不同地区 ,不同经营方式的农民的影响是不同的 ,辽宁省作为全国玉米、大豆等粮食主要生产基地、农业大省 ,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辽宁农业在 WTO的框架下如何发展 ,辽宁省应如何调整农业政策 ,提高农民收入 ,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努力调整农业结构 ,实行科技农业 ;创建“名牌产品”,扩大市场份额 ;建立主要农产品价格储备体系 ,维护农民利益 ;积极推进中小城镇建设 ;完善农产品流通体制 ;培养人才 ,加强对策研究等解决问题的对策     

乌兰牧骑服务职能发展变化历程

乌兰牧骑自成立以来,就以“演出、宣传、辅导、服务”作为主要职能,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1957-1977年,以政治宣传和文化服务为核心,1978-1996年,突出以服务经济建设为核心,1997-2016年,回归文化服务为核心,2017年至今,进入“乌兰牧骑+”模式。     

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发展的演进脉络与现实态势

十六大作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抉择,其科学内涵可从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方法和发展阶段等方面理解。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在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构成严密的逻辑关系。这一战略路径呈现的演进脉络为立足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已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时期,其现实态势表现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城镇化滞后状况向快速发展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由国富走向民富的转型时期。     

从身份到契约:城镇化建设中农民身份的转变

在农村社会中,农民经济身份被固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会身份被固化为"农村居民"。农民身份的固化,在经济发展层面不利于农民权利的保护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社会治理领域则不利于农民自主地位的保障和善治目标的达成。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一方面需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变为"市民",使之成为农业生活活动中具有独立身份的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将"农村居民"转变为"公民",使之具备社会治理主体之地位,能够通过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     

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的发展模式变化研究

对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解放前、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发展模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解放前,我国高等农林本科院校的发展基本遵循两种模式,即＂独立-合并/独立＂模式和＂综合-综合＂模式;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只有一种模式,即＂独立-独立＂模式;改革开放后的模式有＂独立-综合＂和＂综合-独立＂两种。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根本决定因素;国家政策的变化是直接决定因素;高校的自主发展能力则是关键因素。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中国生态安全、农业安全及“三农”建设研究

生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它与国家农业安全及"三农"建设息息相关。通过阐述生态安全、农业安全及"三农"建设的内涵,在总结生态安全与农业安全及"三农"建设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有关中国生态安全与农业安全发展的思考与建议,指出中国农业生产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主要挑战,最后论述我国新时期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公共政策、媒体镜像与大国成长——GPP转换下的中国媒体面相和国家治理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是一部公共政策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在“经济国家变迁”的总体公共政策（GPP）理论架构下,对国内主流报刊媒体的独特职能和政治语境进行考察,回顾1978年前后不同的总体公共政策及其影响,反思和展现新中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治理的变迁,从而更好地理解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的历史、现状与趋势。研究表明,作为GPP工具之一的传播媒体,一方面它反映着大国治理变迁过程中的政策面相和实践逻辑,另一方面也叙说着中国发展道路的曲折对于媒体角色及其表现的深刻影响。     

“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及当代启示

“吴满有方向”是学习吴满有运动中的口号和目标，即经济上是要努力成为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政治上成为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吴满有方向”不仅是一场农业领域的学习劳模运动，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文化视角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探索。边区党和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劳动效能、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村“冒尖户”、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等体现“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理念不谋而合，对当前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的致富也具有借鉴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四个“只有”结论的逻辑展开及其理论反思

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不断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总结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得出：只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随后，江泽民在重申毛泽东、邓小平历史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继往开来，得出了新的结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四个“只有”结论的逻辑展开过程，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这对于坚持和推进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思考

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粮食安全、适应国内外市场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现代农业具有商品性、科学性、集约性、产业性的特征。针对现代农业的特征和中国的特点,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突出抓好农业基本建设、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工作。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放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体现了上层的国家主张和下层农民实践的相互博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划乡建政、民主建政及土地改革运动构建了乡村基层政权,是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起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由最初的自愿被不断强化的社会动员和强制所取代,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建构也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向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大跃进”中催生的人民公社标志着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步步地将外在于政治的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对乡村社会真正而有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