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党以来,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党领导的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组织整合与制度奠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赋权放活与治理重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组织振兴与协商共治四个阶段。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新时代继续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继续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不断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农村基层党组织百年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经验与当代启示

重视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变革中的引领作用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建党百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经历了壮大农村基层党的组织、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质量、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和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等过程,形成了与时代发展同步、与农民群众共命运、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宝贵经验。当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做到时刻坚守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设定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容,始终保持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突出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新时代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提升

农村基层组织不仅是农民个体融入农村社会治理过程最重要的平台,也是其参与国家事务的微观组织载体。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意味着仅依赖政府垄断和强制特性进行的公共管理模式必须向依靠多元利益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当前,作为农村公共治理重要载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功能发挥不够、不当的情况。为此,农村社会建设必须更加突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其他基层组织的合力作用,积极用好乡村外部力量的协同功能,借助于现代网络化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为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充分发挥提供政治、体制及技术的支撑。     

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治理基本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政权下乡"革命时期、"政社合一"建设时期、"乡政村治"改革时期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乡村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得以优化、乡村治理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乡村治理实践做法不断创新.回顾历史,中国乡村治理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的经验在于:治理目标上,始终着眼于乡村稳定和发展;治理理念上,牢牢锚定农民的根本利益;治理主体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治理模式上,自觉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紧紧围绕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着眼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营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走好乡村善治之路.     

多元主体：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动力分析

在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农村社区如火如荼建设的背景下,社区建设与治理主体由单一、二元到多元发展,而新时期多元建设主体的动力在农村社区建设的不同阶段,动力强度和烈度存在差异,最终形成了不同阶段的多元建设主体动力互动模式。本文概括出农村社区未来发展之路,即党和政府动力弱,农民动力强,市场与社会动力强的社区动力互动模式。     

“群众会”工作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以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为例

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湄潭县金花村在这方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金花村以"群众会"工作模式为依托,保证农村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民主权利;在组织机构上大胆创新,设立了"村支监"三委联合办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监督;在治理主体上积极探索,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中,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金花村基层社会的治理经验为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主要包括牢牢坚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村民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积极探索将自治功能下沉到村民小组或者自然寨一级,以及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社会各类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等。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与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战略性举措和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路径。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蕴涵着厚实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在于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始终与时代乡村发展诉求同频共振,理论逻辑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的耦合发展与互促共进。新时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根本遵循,重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和优化乡村生活愿景,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引领能力、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文化引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和群众凝聚能力。     

多元主体互动视域下民族地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目标的题中之义。文章以民族地区H县W村作为典型个案,选择从多元主体互动视角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适用对象为自治、法治与德治主体相对分离行政村,它的形成机理为确立党建引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价值准则,组建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共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依托放权理念将村委会的职责发包给各种社会力量,基于协同理念实现村委会与各种社会力量协作共治。虽然多元主体互动推进"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出现了组织臃肿、权责交叉、保障不力现象,导致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参与者积极性弱,需要采取合理配置组织及人员、厘清权责清单体系及统一发包事权和财权等措施提质增效。     

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

在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四维治理主体。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用以弥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规制困境,进而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及现实启示

多元合作共治下农民合作社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忽略的治理主体,不论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抑或自主嵌入乡村社会与其他治理主体联合,均体现出组织形态变迁中新事物的内在生命力。在质性研究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合作社在农村基层治理存续进行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的描述以及对现实启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集经济实力、组织认同、权威基础于一体,为农村市场转型、农业分工制度建设提供组织动力,对乡村治理新模式构建、村社协作共治具有现实价值。     

从贫穷到富裕: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百年辉煌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消灭贫困的斗争史。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终极目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凝聚型扶贫”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恢复生产保障生存救济式扶贫”,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区域扶贫综合开发”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国已实现从普遍贫困到基本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建党100年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着力推动反贫困制度体系创新,走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改变了世界贫困版图,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站在新的起点,要不断贯彻“三新”理念,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不断缩小差距、维护公平,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

农村基层党组织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一贯作风。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贯性与有效性是分不开的。当前我们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建进行历史回顾,对于加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我国乡村治理发展趋势初探

农村发展历来是影响我国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探索,乡村治理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摸清乡村治理的变迁逻辑,洞悉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在我国复杂的乡土社会中,还无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将来我国乡村管理工作的去向应具有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治理结构、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提升农民公共意识的朝向。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探寻与当前农村社会特点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创新路径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实现农村和谐稳定与农村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过程中依然面临农村基层政府职能定位不清、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农村社会组织欠完善以及农民自身综合素质较低等不适应问题。故此,健全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培育农村社会组织以及增强农民综合素质是农村走出社会管理日益乏力窠臼的实践理路,也是遏制农村治理性危机、走向农村善治的最佳维度。     

习近平对“三大规律”的创新性探索

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其前进发展遵循着特定的历史逻辑。在历史潮流中把握历史脉络,追寻历史规律,提升历史自觉,推动历史前进,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展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把握规律、按规律实践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和遵循,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走历史必由之路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和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三大规律”的基本论断,也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历史使命和历史实践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更进一步提升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奇迹的自觉和自信。     

论社会和谐视阈下的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斗堡垒,是实现辖区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治核心,是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保障。当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引领该地区经济发展、保持该地区和谐稳定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加强思想建设、抓好作风建设、创新组织建设、强化能力建设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难题的有效路径。     

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研究——以山西省灵丘县为例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是党和国家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第一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包括决策能力建设、发展能力建设、控制能力建设及其依法行政能力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村改革的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本文结合灵丘县的实际情况,分析了该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的新对策。     

区域化党建创新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引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为视角

以区域化党建的空间拓展和实践深化,在更大的空间和领域融合力量、整合社会,在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是城乡基层党组织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服务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时代使命。区域化党建引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城乡基层党组织积极回应社会生态环境变化、主动调适基层党建行动逻辑、系统重构基层党建体制机制。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行动策略,通过结构引领、功能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促进县域内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结构融通和功能互通,以保障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