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指农村党组织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进行领导、引领、组织、号召和整合的能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号召力的重要来源,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弱化、组织功能淡化、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应以强化政治领导力为统领,加强自我管理,致力于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又一根本性举措。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力量和重要抓手。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而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还存在着组织建构不够优化、经济基础不够优厚、文化基础不够优质、社会基础不够优良等困境,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各级党和政府要不断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构建体系、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积极传承和复兴优秀传统乡村文化、有效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进一步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组织基础、物质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建设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它具有政治引领、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等多种功能,各个功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共同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组织涣散、工作方式老旧、覆盖力有限并且与其他治理组织间关系不协调等原因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发挥受到限制。因此,可以从加强制度管理、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服务方式、理顺各类关系等方面出发,助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建设与发挥,进而更好地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

从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近年乡村出现新一轮的治理困境,主要根源于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脱卸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治理责任是指农村基层组织凝聚、配置资源进行乡村治理的动力、意愿和职责。在国家集中了绝大部分政治、经济与合法性资源,以及乡村治权具有配置性特点的条件下,国家下达至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任务就十分关键,有上级的治理压力就有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它就能配置资源形成乡村治权,进行乡村治理。而没有国家的治理任务,农村基层组织就不会主动进行乡村治理。因此,为了扭转乡村治理困局,国家应该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     

基层党组织统率下的政经分离：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乡村政社分设治理体制改革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然而，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当下乡镇一级实现了政社分立，村组一级并未彻底实现政社分立，后者转而形成了“政经合一”的管制性乡村治理体制——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农村经济组织“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管制模式。如此导致治理组织之间，特别是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互相激扰，不能在各自的封闭系统内根据自身的原初设定实现各自的功能优势，甚至还存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彼此充减的负效应。在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背景下，唯有不断推进乡村政经分离治理体制改革，重构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治理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方能更好地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一核二元”善治格局的形成，进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型。     

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以万源市T村为例

社区公共性能够使社区保持良好的治理状态,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当前农村社区的公共性既面临着乡村社会过疏化、原子化所带来的一般性困境,又面临着反贫困政策所带来的新窘境。在双重困境下,社会参与主体缺位致使公共性生产失去了前提,公共利益及公共空间的缺失也让公共性的生产缺乏动力和载体。在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构需要围绕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空间的塑造等方面来谋篇布局。具体而言,需要强化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找准组织定位;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构建公共利益;引进社会工作组织参与治理,培育公共精神。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村级公共权力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系统中的核心要素,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乡村治理都是围绕着村级公共权力展开。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公共权力被赋予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基本内涵,随着农村社会分化情形的不断加深,进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出现分化,村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些现象与当前村民自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联,既反映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性,也能够为分析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思路。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新农村建设和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为农村的农村基础教育,但目前的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着背离新农村建设的现象。反思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和不足,诸如农村基础教育中的办学目标的离农性、课程内容的城市化、教学模式的不适切等,解决"为农村的农村教育究竟何为"的问题,需要提出相应的对策。     

农村外出人口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外出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谈如何以乡村旅游促进我国农村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是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阐述乡村旅游的涵义及其作用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以乡村旅游促进我国农村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主要包括若干发展原则和应注意解决的一些问题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体现在物质文明上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精神文明上提高农民的素质,能够更好地进行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生态文明方面能够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政治文明上促进管理民主。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的存续与发展

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略,乡村景观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景观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乡村文化在这一载体上的丢失现象日趋严重。如何使乡村景观建设体现乡村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剖析文化景观衰退的原因,结合历史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多元化和内外部特征,从物质和非物质层面提出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规划建设的方略,即从四个方面的内涵要素来科学规划:维护乡村自然资源景观格局的连续性;优化原有乡村规划布局,构建现代乡村文化景观新格局;保留修复原有乡村建筑,传承创新凸显地域文化特征;提炼乡土特征符号,发掘乡村文化深厚底蕴。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多方协调引导机制:政府引导,建立多层次的政策引导与规划体系;社会协同,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发挥文化自觉,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和维护乡村景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