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出土两通北魏三尊式残造像的考释

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分别收藏一通三尊式残造像,碑面下部残缺。主尊均施转法轮印,身披帔帛,为身着菩萨装的弥勒佛。两通残造像主尊残缺部分为交脚坐姿的弥勒像。弥勒造像的出土是弥勒信仰流行的反映,而弥勒信仰的流行与北魏时期长安地区高僧的译经和传教活动密不可分,弥勒佛典的翻译使长安成为弥勒信仰流行的重要区域。两通残造像的制作年代是北魏时期,其中碑林残造像的年代在北魏延昌至正光年间,西安博物院残造像的时间则在北魏晚期。     

藏族观音信仰的文化渊源及其三个体系

观音信仰产生于印度,大约4世纪入西藏,与藏族本土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观音信仰文化现象。藏族观音信仰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观音信仰文化而自成一体,并有其自身的内部体系和发展规律。藏族观音信仰内部形成显宗信仰、密宗信仰和民间信仰三个体系,三者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和内在联系,同时每一种信仰又有其特点,形成独立的体系。     

从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信仰变迁与造像的重生

通过分析四川地区唐代的菩提瑞像和中晚唐至两宋时期的毗卢遮那造像及其所反映出来的两种信仰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和巴中南龛第103龛等两尊造像由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两种信仰的变迁和更替,另一方面,对于两尊名称发生变化的菩提瑞像来说,他们在毗卢遮那信仰兴起时代的装彩中获得了重生.信仰的变迁与造像的变化有时会有一定的时间差.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浅析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文化元素及其特征

在佛教造像艺术中没有比藏传佛教造像拥有更为丰富和繁多的神祇及法器,于是就有了藏族人人皆有一尊佛的荣誉。如此庞大的神灵体系源于佛教自身的显密教法中三身变现,藏传佛教各派传承中涌现出来的上师、本尊和护法神等。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是以印度佛教选像艺术、本土造像艺术、汉地造像艺术、尼泊尔造像艺术融为一体的具有藏族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     

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历史考察——以造像题记梳理为中心

隋朝佛教造像题记是民众群体意识与信仰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目前收集整理的203则造像题记的分析,总结出隋朝民众的佛教信仰具有五个突出特点:其一,地域性.民众信仰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尤其是山西和河北,且不同地区的造像形式与信仰内容各有特色.其二,多样性.信众阶层较广,以平民为主.造像组织形式多样,家庭合作和"拟血缘群体"的邑义合作相当普遍.其三,集中性.民众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观音、释迦佛、阿弥陀佛、思惟菩萨和弥勒佛等.其四,家庭性.民众祈愿的核心对象是其家庭成员.其五,功利性.祈愿是民众信仰功利性的行为折射.     

藏家朝拜之圣地——北京古玩城系列报道之三

释迦牟尼(克什米尔)8世纪高26厘米黄玛嵌银嵌红铜单体浇铸这是一尊典型的早期克什米尔造像作品。此尊造像脸颊丰盈饱满,眼睛扁平细长,瞳孔居中,修眉高耸,鼻梁圆好,嘴唇肥厚,神态端庄秀丽,这是克什米尔早期造像的艺术特点。眼睛嵌银,嘴唇嵌红铜,这是克什米尔造像鲜明的艺术特征。头戴三叶花冠,束冠缯带垂于双肩。身着圆领通肩式袈裟,纹褶在胸前分布如水波一般,与中国人物     

送子观音:佛教中国化的生动案例———以送子观音图像的创造史为例

送子观音图像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民俗观音画像,是中国人对佛教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典型代表。送子观音图像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隋唐的初创期、宋元的形成期、明清的定型期、近现代的异化期。送子观音图像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既继承了观音信仰的文化传统,又通过不断为其增添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文化元素符号,逐步摆脱了印度观音造像文化的桎梏,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送子观音图像。这启示我们,优秀的传统一定是活泼的,为其注入符合时代进步发展要求的元素,可以永葆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     

中土观音应化信仰的文化土壤

观音应化信仰是观音信仰体系中的一种类型,其渊源应该追溯到印度佛教.但观音应化信仰在中土的流播和发展,却是与中土诸种文化土壤息息相关的.原始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佛教自身、道教等,都对中土观音应化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这一理路的考察,对于认识和理解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图像角色的转换与形成——以敦煌石窟观音经变为中心

观音菩萨,因《妙法莲华经》的流传而深入人心,北凉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法华经》中被抽出来别行,成为《观音经》。敦煌石窟保存了大量依据《普门品》或《观音经》绘制的壁画,《观音经》变相完全从《法华经》变相中分离出来,则是在初唐时期。莫高窟第217窟东壁的观音题材经变是目前最早的具有完整意义的观音经变,而之前出现的观音题材类经变画均没有脱离《法华经》变相的范围,只是法华经变的一部分,准确地说应该称为观音普门品变或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第217窟观音经变具有经变画的一般特征,中央出现了主尊说法像,且脱离了法华经变而独立存在。第217窟观音经变的出现,完成了观音菩萨图像从法华经变附属向独立经变角色的转变,使敦煌观音信仰从辅助向独立信仰功能转换,具有特殊意义,也对敦煌以后观音经变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龙华三会思想的形成及其与民间宗教之关系

“龙华三会”自黄天教以后,成为民间宗教最基本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最关键之处有两点：一是无生老母之主神信仰,而这一无生老母,和弥陀实是异名同指;二是弥勒下生信仰,即“龙华三会”中之“三会龙华弥勒祖”。黄天教在罗祖批判弥陀与弥勒信仰之后,重拾这一信仰内容,并首次将其以完整的故事形态呈现出来,而以龙华三会思想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无生老母信仰,也正是在黄天教之后,以一个系统化了的姿态,成为民间宗教世界里共奉的一套信仰观念。黄天教或许并不是此一信仰体系之最初的缔造者,但却是目前在历史记载中可见的在罗祖批判“无生父母”之后,反罗教而行之并最终将其发扬光大者。     

宗教旅游者的需求动机与偏好——以关公信仰者为例

关公信仰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应用经济学理论,对关公信仰者需求两要素进行解析,指出关公信仰需求中购买能力是次要因素,购买愿望是主要因素,探讨了关公信仰消费者偏好形成的主要原因,归纳出关公信仰者普遍认同的基本心理预期;研究了关公信仰者的需求动机以及关公精神内涵与马斯洛五个需求层次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将消费者均衡理论和影子价格概念应用于研究关公信仰消费者均衡,分析关公信仰消费者均衡实现过程中影响均衡的各种状况.用经济学需求理论解释关公信仰者的行为动机,有助于把握关公文化旅游市场的消费者行为内在规律,充分挖掘关公文化旅游的市场价值.     

曹寅第六番“佩笔侍从”考——兼与刘上生“佩笔侍从”说商榷

康熙四十九年秋曹寅有"佩笔六番充侍从"句,体察其意,盖曹寅在侍卫及内务府郎官任时有第一番侍从,在康熙后四次南巡期间分别有第二、三、四、五番侍从,在康熙四十九年春巡游五台山时有第六番侍从。曹寅的前五番侍从,研究者已有论述,对他的第六番侍从,则全无印象或知之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拟结合《清圣祖实录》的相关记载,对曹寅的第六番侍从作详细的考察,并与刘上生先生的"佩笔侍从"说商榷。     

论文子即是关尹

文子是谁？论者多有争议.李暹认为是计然,马马肃《绎史》认为是田文,钱穆《老子杂辨》认为是尹文子,李定生认为是《庄子·天下》篇所论“彭蒙之师”.考之典籍,上说皆可商榷.从先秦子书所论关尹思想与今本《文子》所载思想一致以及列子“贵虚”“贵正”思想来源于今本《文子》等方面看,文子即是关尹.     

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

大海寺始建于北朝,盛于唐代,北宋以后衰落。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以唐代中晚期造像艺术成就最高。文章探讨了大海寺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宗教信仰及造像艺术。     

山西吉县伏羲、女娲研究

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的发现,引起了学人对当地伏羲、女娲传说的关注。岩画的女性造像,包涵了先民的信仰元素,与当地伏羲、女娲传说相辅相成。结合当地伏羲、女娲的庙宇,灵验传说,庙会仪式,传说与习俗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见出,随着信仰场所的衰败与消失,民众信仰的外在表现虽然日趋式微,但会逐渐转化为口头传说与生活习俗,并内化为民俗心理。     

阴阳思想在汉代画像石上的表现

阴阳思想在两汉时期极为流行 ,在汉代画像石上主要表现在日月画像、伏羲女娲画像、星辰画像、社会生活画像、西王母东王公画像等五种画像上。它既有朴素的辩证法认识论的价值一面 ,也有神学、谶纬迷信合流的荒诞一面。研究阴阳思想在汉代画像石中的表现 ,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汉代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的罗汉信仰和罗汉艺术

自玄奘《法住记》译出之后,罗汉信仰及其造像艺术在中国普遍推开。罗汉信仰虽源于古印度,然而,古印度尚未见到明确的罗汉艺术,因而,这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僧众的创造。中国佛教美术中常以高僧大德为模样塑造罗汉形像,其形貌分为梵汉两类。罗汉艺术自唐代始有遗作留存,至五代北宋时期形成了两种艺术风格：以贯休为代表的“禅月样”和以李公麟为代表的“龙眠样”。前者为野逸派,以梵貌奇古为造型特征;后者为世态相,以笔墨线条展示艺术品位。北宋以后的罗汉艺术大致在这种风格的基本上演绎发挥,并成为最重要的佛教美术主题。     

借名制：民间信仰在当代的生存策略——烟台营子村关帝庙诞生的民族志

本文基于三年的参与观察和二十余例的个体访谈，采用了民族志方法叙述了一个蒙古族聚居村落采用名为“成吉思汗纪念馆”实际建造关帝庙的过程。认为：“借名制”是民间信仰在当代的一种生存策略，这个过程中包含了村民的努力、乡土权威的支持和政府部门的通融，是小传统在大小传统相互碰撞的空间里的文化反映，是缓解紧张关系、构建有机社会的一种生存艺术。     

试论北朝关中造像记祈愿对象及内容所见文化意义?

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中为皇室祈福之辞实质上是对北朝政权强化皇权统治的一种间接反映,同时也与北魏“太武灭佛”有着密切关系。北朝关中造像中存在大量混同佛、道的现象,这与民间信仰轻教理、重实践从而具有一定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有关。与此同时,北朝关中造像记中所反映的世俗信仰则保持了某种基本的稳定性,其时间可以一直追溯到汉代的铜镜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