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初探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各地土司和土司地区民众进行治理的制度,土司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诠释。在“制度治理”语境下,元明清土司制度遵循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制度运行——制度效益等一整套制度逻辑,并始终遵循这个制度逻辑和理路渐次展开,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元明清中央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教等五个方面着力,以此充分显现国家治理能力。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实际情况看,渐次从元明两朝的“因俗而治”逐递向清代“依法而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虽然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优化,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尚未达到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制度,最终不得不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流官治理土司地区。     

论土司治理边疆中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和西南边疆远古部族复杂的构成及其传统文化的多元多态等原因,使得西南边疆历来被视为少数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汇聚、贮存之地.土司制度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部族的“羁縻”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看,这实际都与中原王朝通过治理边疆而延伸其王权威服下的国家构建及疆域想象有关.土司治理边疆的本质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原王朝文化治边的策略,土司治理西南边疆社会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部族持有的多元多态的宗教文化及其社会构成的了解和把握,在以汉地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及凝聚意识主导下,中央王朝利用土司治理边疆在实际上是对边疆部族采取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政策.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应注意的八个问题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不仅存在诸多空白和盲区,而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诸如土司制度具体内容、土司制度运行机制、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土司地区风俗习惯、土司制度史料整理、土司文化保护与利用、土司问题研究方法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重视,将会对土司问题研究及“土司学”的构建带来负面影响。     

试论明至清初中央王朝对嘉绒藏区的经营

明代至清朝乾隆年间对嘉绒藏区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建立土司制度,通过对土司及宗教上层的控制来实现。文章透过明清时期对嘉绒藏区主要土司的设置情况来探讨明清中央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政策。     

试论土司国家权力应对与明清“众建”改流策略——以秀山杨氏土司的军征为例

元明清等朝续递国家治统,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土司制度裹挟的国家权力是影响元明清等朝与各族土司关系的根本性因素.秀山杨氏土司的军征表明,受国家权力左右和统治利益驱动,职衔较低、实力较弱的土司较职衔越高、实力越强者越不具备悖逆国家、对抗中央的实力,更有利于实现王朝国家“大一统”目标和巩固民族地区安定,明清等朝采取“众建”“削弱”举措“改土归流”,最大程度巩固王朝统治、扩张国家权威和消解土司影响.     

地域经济与羁縻制度——宋代广西左右江地区羁縻制度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元代以后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政治控制的角度讨论土司制度的起源.本文以广西左右江地区为例,探讨两宋时期该地区羁縻制度的建立、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本文认为,该制度过程与当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羁縻制度到土司制度,是地方洞酋与王朝政治在两宋期间围绕着市场展开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又对元明以后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区域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政局的稳定化趋势考析

明代广西土司地区政局的稳定化趋势考析韦东超（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明代是土司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善，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土司地区社会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广西土司地区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其政局出现了稳定化的发...     

武陵山区古代少数民族社会治理与结构变迁——以老司城遗址为中心的分析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社会的一种职官体制,是从羁縻制度转化而来,这一转化不仅是政治一体化逐渐强化和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区域社会结构过程。本文以土家族地区老司城遗址为中心,从身份等级、宗族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变化来分析这一变迁脉络:一方面,"国家"采取多种治策如朝贡、册封和军事征调等不断加强对民族区域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民族区域社会在与中央权力的互动过程中则建构起自身"地方"自治的权利架构和统治秩序。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模式和要素都受"国家"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区域社会"地方"对"国家"的认同不断加强,民族区域社会的内在体系建构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边境治理中跨国婚姻移民的身份重建——基于广西中越边境市县的调查

对广西边境8县48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治理技术的精细化凸显出跨国婚姻移民身份缺失的矛盾;尽管这个群体渴望中国国籍,但在现行法律政策下只能通过补办护照、婚姻登记以及团聚签证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边境三市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广西涉越婚姻登记人数骤增,这与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受理补办护照业务密切相关,中越两国合作共治取得显著成效;政府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合法化的主导力量,但多元主体的参与依然重要,这个群体强烈的办证需求催生民间代理人,东兴外国人服务中心在护照代办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工机构成为涉越婚姻登记政策宣传的生力军;专项治理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重建的可行方向,须明确公安、民政、财政等部门的职责。     

缅北局势负向效应外溢下中缅边境治理研究

我国西南边境和缅北山水相连，缅北是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比较活跃、复杂的地区，其缅北长期冲突局势不仅阻滞了本国民主和平进程，其负面效应也给邻国边境地区带来严重影响，危及到边境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并且不断向外扩展的负面效应影响地区安全局势。因此我国中缅边境治理需要跳出传统边境治理垂直思维，采用跨境合作、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思维应对各种挑战，提升边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     

Trans-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s multilevel governance: ECOWAS 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EU*

ABSTRAC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West Africa establishes the framework for the movement of persons within the highly mobile region. Eighty-four per cent of the migratory movements is directed towards another country within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ole of trans-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on intra-regional migration policymaking, exploring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the formulation of reg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in 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 specifically in labour migration, refugee protection, and return/readmission. It examines the normative role of the EU in influencing policies of third countries and argues that in the case of ECOWAS, networks ar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enabling formal and informal diffusion. The article uses multilevel governance as the lens to examine migration governance between the EU and ECOWAS, concluding that power relations equally play a key role in trans-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Included in this mix are bilateral agreements which stand between trans-regional and intra-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exerting a strong influence on inter-institutional EU- ECOWAS relations.     

西塔繁荣的动力:一种新型的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

西塔商业街是集餐饮业、文化娱乐和朝鲜族特色商业为主的民族风情区,成为沈阳市真正的"不夜城",被海内外宾客誉为"北方小汉城".西塔的繁荣,是朝鲜族民间社会的网络资源与国家政策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国家与民间社会合作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管理方式,便是治理模式的具体体现与实施.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上均有着特殊性,带有明显的本土性、民族性和"自治性",也离不开国家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同样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由"管理"转变为"治理",在社会政策决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自治"等方面实现现代化。     

Social Governanc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t the end of 2013 ,“The Decision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hereafter“Decision”)was made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 th C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migration politics in the Arab world: the case of Syria’s displacement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yria’s displacement, supranational ‘migration governors’ in the Arab region have sought – in different forms and capacities – to devise initiatives for responsibility sharing and to reinforce the capacity of Syria’s Arab neighbours to deal with refugee inflows. While the case of Syria’s displacement has witnessed the proliferation of collaborative networks,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has yielded low effectiveness for the governance of such large-scale displacement in Syria’s neighbourhood. Supranational bodies have formulated dissonant frameworks and agendas. In the context of securitised responses to displacement, the discourse has not reflected the realities of refugee assistance and protection. Multi-level policy frameworks need to be embedded in the region’s geopolitical field of migration governance and refugee protection. While colliding policy arenas are to be grounded within the region’s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migration politic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ir effects requires gaining an insight into how they have interacted with the various refugee-hosting Arab states, influenced their refugee discourse, and impacted the issue of refugee assistance and protection on the ground.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现有体系、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维度,边境安全治理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协同治理为边境安全治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当前,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初具雏形,形成了主体、机制和技术三个层面的协同关系。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主体性困境、制度性困境、效能性困境和资源性困境。构建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新理念、优化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机制、提高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主体能力、拓展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外部环境是提升中缅边境安全协同治理成效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