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激励理论,利用2013—2021年3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13248个有效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企业技术效率作为经营绩效的重要替代指标,研究结论显示：高管薪酬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高管晋升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     

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定价的影响研究

公司债券定价一直是影响公司债券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实施高管股权激励,股东、高管和债券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冲突变得更加复杂。以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作为样本,进行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水平与其发行的公司债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以及大股东控制权的增加显著提高高管股权激励水平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正向影响;面对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上市公司会通过调整高管股权激励水平以避免债务融资条件恶化。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且股权制衡能有效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股权集中度在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终极控制人、高管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

基于古典代理理论和行为代理理论,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特征的公司其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更加不同.本文选取了2006-2010年我国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1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的当前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呈显著的负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呈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运用股权套现对削弱股权激励当前价值、预期价值或对公司技术创新有影响作用.而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当前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作用更强,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地方性国有上市公司较中央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当前价值对技术创新的负向作用更强,预期机制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     

高管激励、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选用2009-2014年A股全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分别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两种具有差异性的高管激励模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进一步考虑社会资本因素,细分为市场社会资本与等级制社会资本,研究在不同社会资本下,高管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高管薪酬激励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高管股权激励阻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高管激励和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关系的影响不同。市场社会资本负向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等级制社会资本正向促进两种高管激励模式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宏观环境,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日益成为企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高管激励制度的完善也必然成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关键变量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直是不同学者和实践层面的热点问题。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相关数据,通过选取高管薪酬和持股比例作为高管激励的衡量指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能力呈"U"型关系;在高管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会加剧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且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使得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该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优化高管激励机制、发挥高管激励作用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关性,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以熵值法得分衡量上市公司绩效,以上市公司用于股权激励的股本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对公司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回归分析和显著性检验,得出以下结论：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 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存在区间效应 公司规模对高管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影响显著 公司成长能力对高管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影响很小。     

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与影响因素:争议及未来研究重点

证监会2016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为我国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制度扫清了法律障碍,但对高管授予股权的激励效果如何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多争议。鉴于此,笔者在详细梳理高管股权激励相关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学者们关于高管股权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融资成本、投资方向等企业经营状况,以及如何影响高管离职率、财务舞弊行为及抵制企业被接管等高管特殊行为的争议观点进行深入对比,并探寻国内研究下一步的拓展方向：探究股权激励对高管动机更深层影响,尽可能解决股权激励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理清并比较不同股权激励模式的实施效果,以及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国家宏观经济的更广泛影响。     

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对股权激励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资本市场2005～2007年的数据,分析了上市公司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以及其与股权激励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核心高管激励股权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以及高管总体激励股权的相对差距与股权激励绩效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公司规模和监事会规模对股权激励绩效呈正相关关系.故我国上市公司应注意构建较为平均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辅以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充分发挥监事会的作用,来提升股权激励绩效.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选取2013—2018年A股共计1221家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战略差异都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战略差异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章不仅丰富了高管薪酬的研究,还为制定企业战略,加大创新力度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平衡二元性与企业绩效关系再研究

探索和利用二元平衡是企业重要的战略选择.然而,理论界对平衡二元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呈现出相悖的结论.文章尝试通过平衡二元性的维度细化和作用情境引入两条路径消除已有研究的悖论:一方面,通过区分高能平衡和低能平衡,发现高能平衡促进企业绩效而低能平衡对企业绩效存在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引入种群生态理论“生态位选择”的观点,考察环境动荡性的情境调节效应,发现环境动荡程度(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对平衡二元性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说明低能平衡并不能带来绩效的显著提升,而且在高度动荡的环境中,二元平衡(通才策略)并不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反而是偏才(专注于探索或利用)致胜.研究结论对于商业生态竞争趋势下的企业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高管团队异质性、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针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级评分报告中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偏低的问题，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及需求层次理论，以2014～2017年沪深A股26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固定效应及面板门槛模型，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股权集中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以股权集中度为门槛变量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股权集中度低于11.65%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高于11.65%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可以在考虑股权集中度的基础上有效构建高管团队，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建立适当的沟通机制，保证信息传递、共享渠道的畅通，削弱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制定及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157家深、沪A股民营上市公司,分别从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与股本扩展能力四个方面来分析高管现金报酬、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现金报酬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即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激励作用;高管持股的激励作用不显著;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越大,公司高管的现金报酬越多等结论。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高管特征对提升企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

文章以2008-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高管特征对企业RD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高管持股与企业RD投资效率正相关,高管年龄与企业RD投资效率负相关。通过对重庆市与东中西部典型地区(上海、湖北、四川)的对比分析发现,重庆市RD投资规模和投资强度都远低于其他三个地区;同时,重庆市RD投资经费来源渠道主要依靠企业,政府对RD投资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重庆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RD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     

高管层报酬契约构成与标准——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对高管层报酬契约结构与业绩评价标准进行了问卷调查,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研究结论:在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中,高管层报酬契约存在着实行长期期权激励和没有实行长期期权激励的二元结构,具有激励高管层最大化股东财富行为选择的报酬构成是长期期权激励,而没有实行期权激励的公司中,效益报酬具有激励作用;高管层业绩考核指标包括评议性指标和定量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业绩评价指标进行了因子界定。     

上市公司经理股权与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分析

近20年来,以工资加奖金加股权加股票期权的"三位一体型"激励制度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司经理激励的特点。但是,从中国股份公司在实施这一制度的现状来看,效果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样理想。原因在于经理股权与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引进没有从中国公司治理特点和资本市场的实际出发。因此,引进和实施这一制度,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公司治理的现状来对它进行消化和吸收。     

高新企业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高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逐渐提升。大量的高新企业通过股权激励形式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文章以2010-2017年发布股权激励方案的285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高管持股激励、高管股权配置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对股权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强度以及股权激励期限与研发投入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在运用相关性以及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后,可知股权激励可促进研发投入,可强化企业研发投入同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     

美、日高层经理激励模式比较分析及启示

美国、日本高层经理激励模式客观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但两国经理效率都是世界一流的。针对此种现象 ,存在着若干理论解释。在批判性地分析几种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 ,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及美、日两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 ,探讨美、日高层经理激励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 ,这对解决中国高层经理激励问题 ,构建我国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