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的混淆——小说批评与小说史研究检讨之一

小说文本与小说概念,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和小说批评研究长期纠结不清的问题。其实,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是捆绑在一起的两张皮。凡是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建构或者批评史研究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两个概念,更不能混淆这两个概念。因此,认真检讨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谬误,实在是搞好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的混淆———小说批评与小说史研究检讨之一简

小说文本与小说概念，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和小说批评研究长期纠结不清的问题。其实，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是捆绑在一起的两张皮。凡是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建构或者批评史研究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两个概念，更不能混淆这两个概念。因此，认真检讨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谬误，实在是搞好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仿拟”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演变

当今各学科的跨边界研究主要从跨文化、跨学科、跨文体、跨文本四个层面展开。若从跨文本层面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仿拟叙述视角特别有洞察力。此之所谓仿拟叙述,特指后人以一种神遇气合的方式效仿或拷贝前期小说经典叙述片段或叙述话语的叙述方法,大致包括袭拟、戏拟等方法。以往,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说研究者在撰写小说史时更多地关注文体仿拟,而今从仿拟叙述视角观照小说演变则重在关注文本仿拟。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发现,号称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在不断完善各自经典化的源叙述之余,还在自身及彼此间仿拟。明末清初,诸多人情小说除了向前仿拟四大奇书的经典叙述,还仿拟同时期流行的其他小说的经典叙述。这从《姑妄言》之着意仿拟《金瓶梅》即可见一斑。清代三大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作者更是善于转益多师。如吴敬梓《儒林外史》仿拟了包括唐传奇、《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姑妄言》以及才子佳人小说等等多种文本,更遑论尚有《红楼梦》对《金瓶梅》的仿拟。就小说家而言,仿拟叙述是一种文本撰写策略,在古今小说文本演进中有迹可循;从读者方面看,仿拟叙述又是一种阅读经验,有助于人们对前后文本进行互动式...     

深化小说文本的审美内涵——兼论小说的叙述策略

小说文本深刻的内涵主要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入发掘 ,精选品位高、审美信息量大的题材及对题材进行匠心的艺术处理。小说 ,从本质上说 ,是一种叙事艺术 ,叙述是小说存在的前提 ,是决定小说审美价值的必然因素。串连叙述与并联叙述、省略叙述与双层叙述、延宕叙述与双面叙述等是强化小说意蕴、深化小说文本审美内涵的理想的叙述策略     

论《简·爱》的自传体叙事

<简·爱>是经典的女性主义文本,小说中有一种强烈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拓展了小说史上女性个人叙述的空间,这是以第一人称的自传体叙事来完成的,本文从叙述者两种眼光的统一、主人公的中心地位和自我意识及与读者的零距离对话三个方面探讨这一叙事技巧.     

法学研究之文本形态的反思与理论建构

对文本的真实性的追问一般是评价法学研究文本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建立在对文本形态单一性的判断前提之上,造成了认识上的误区。在文学作品、拟制案件以及真实案件三种作为法学分析文本的文本形态中,对真实性追问并非对每一种文本形态都是有效或者恰当的。三种文本形态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有其独特的法学目的、自我认识及任务、意义,并在各自的系统里运转并发挥作用。     

存在与表达——论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

从文化存续与理解的角度说,地方性知识需要历史叙述,其价值诉求是维系当地人群的历史记忆;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往往需要借助本土语言符号的运用,从而才能形成可以跨文化理解的文本书写,因而必须认识其认知特点;传承意义上的文本书写主要指文字（或图形）符号的编码过程,而且是地方性知识历史叙述的主要形式。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关于“说”的解释学随想

说和听,是人类交流精神的活动。解释学作为关于理解(听、读)的学说,也要研究说。"说"是听的对象。文本是"说",文本不是沉默的。"说"有说者,说者即作者。人们一经说,他和自己所说的关系就变成双重的,一方面,他永远是自己所说的作者,永远要对自己的所说负责;另一方面,他又是自己所说的读者,他对自己的所说不具有绝对优先的解释权,他和其他读者的关系是平等的。"说"是言语,是使用着的、活的语言,具有意义。"文本的意义"是指文本所说的内容,文本表达的作者的精神。语言是"说"的存在方面,意义是"说"的"非存在"方面。意义不是存在,既不是物质存在,也不是精神存在。人们一经说,其语言和意义都确定不变。"说"可以是说出认识,也可以是说出理解。说出认识,是说出存在着的事物;说出理解,是说出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精神。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精神活动,也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一切说都是对听者说,没有听,就没有说。人类说和听的实践表明,人们能说和能听,即文本能表达作者的精神,读者能把握文本的意义;同时,说和听是具体的历史的活动,说者精神的表达和听者对文本意义的把握,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     

试析《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同名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之比较

本文从叙述结构、叙述形式、叙述事件和情感基调四个方面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进行了比较。小说文本虽不具有搬上银幕的优势,但由于编剧和导演在以上四个方面进行了改编和艺术处理,电影文本仍给了观众极深的感动和极大的审美享受。     

戏剧中的叙述者

新时期以来,有学者对戏剧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研究,其方法论借鉴于叙述学。叙述学是通过对小说的分析而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在分析戏剧的叙述形式时,直接套用叙述学的相关理论是不恰当的,其应用时需要经过一定的转换。在小说文体中,存在两类最重要的叙述者类型: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其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只存在于直接引语中,此时的全知叙述者沉默或者隐蔽,将叙述者的功能转让给了他(她)。同样的,在戏剧文体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可以对应于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第二文本的叙述者作为戏剧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叙述戏剧人物的外貌或心理状态等情况。在大部分戏剧文本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是沉默的,而戏剧中的人物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承担了叙述者的功能。     

时空叙述与韩少功的小说文本

韩少功的小说中,多层次、多形态的时空叙述赋予文体以明朗、悠扬而深沉的意味,这是一种特殊的对于小说文本形态的设计与搭建,它隐含着叙述人的情绪结构和对世界的体认。     

试论聂华苓小说的自传性

聂华苓的小说文本及散文文本的叙述行为具有强烈的自传倾向,这一倾向贯穿了她数十年的创作历程,深刻影响了其叙述的主题、视角、人物塑造和素材的择取,从中可以感受到创作主体对于自我以及自我所属的人群的生存境遇的深情观照.     

"夏氏范式"与新文学史编著——兼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从文学史撰著方法层面看,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意义在于:其比较方法带给文学史写作的通观视野,与文本细读伴随而生的文学史编著的个性化策略,以及"一炉而冶"的文学史史传模式。     

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范式研究

本文主要结合具体的文学文本研究分析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范式。首先,梳理了作者和文本的历史关系,提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文学现象。然后,讨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叙述特点,将"作者"作为作者本身写入文本的小说,会建立起作者与小说文本的内在联系,并且会形成叙述怪圈;这种叙述怪圈有莫比乌斯带结构,怪圈从局部看总是合理的,但从整体看却显得十分荒诞。最后,提出作者进入小说文本的意义。     

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文本距离与接受困境

20世纪90年代诗歌在文学的整体架构中处于相对尴尬的境遇,个体话语场的衍生和叙述策略的变化同时并存.诗歌文本在书写的过程中,受主体价值认定、文化环境的变迁、书写状态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其文本距离不断衍生.这造成了批评的困难,也导致了诗美的泛化,对于诗歌发展本身起了阻滞的作用.认识这一状况将有利于当下诗歌文本书写的自觉.     

基于叙述符号学的叙事文本的文化意义分析

当下的文学批评倾向于将叙事文本的自律意义分析深入到文本赖以生产的文化语境中来进行。A.J.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为叙事文本文化意义分析提供了理论导引和分析范式,其符号矩阵在文本意义动态分析的各个层次都发挥了算子的作用。基于叙述符号学,文章将着重阐释叙事文本文化意义的分析方法。     

小说文本意义的读者进入

小说文本意义的读者进入徐肖楠一叙述话语只要出现，就肯定包含了一种意义，问题不在于小说文本是否具有固有的意义或客观的意义，而在于这种意义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由文本自身条件造成的，还是由外在世界给予的，或者、这种意义是明显的还是隐晦的，是确定不变的还是含...     

图像文本意义零度阐释之探究

进入视觉文化时代后,图像文本意义的阐释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对图像文本是否存在意义上的零度阐释这一疑惑,文章从一般符号学、影像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这三个理论视角对此展开探究,结论为:一个文化集团的社会文化规约性在理解阐释活动中具有一种弥漫性和支配性力量,来自特定文化社团的受众不可避免地借助社会文化规约完成释义活动,图像文本意义的零度阐释是不存在的。对跨文化语境下的多模态英语课堂而言,学习者需加强对目标语文化规约性知识的储备,以期实现对图像文本的成功阐释。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次修订的背景及其诠释学意义

作为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崇高叙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42年发表后先后经历了四次重大修订,即:从1942年的讲话语言到1943年的文字文本的第一次修订,从1943年政治文本到1953年学术文本的第二次修订,从1953年的学术文本到1965、1966年的学术文本、革命文本的第三次修订,以及从1965、1966年学术文本、革命文本回归到1991年的学术文本的第四次修订。这四次修订既是《讲话》文本去政治化与去工具化的过程,也是其实现经典化与神圣化的过程,其中的主要动力源自时代社会的现实要求与文本自身衍变的历史需要。《讲话》文本因而显现出丰盈的历史诠释学意义。理解并认识这种意义,是今天我们正确看待《讲话》巨大贡献与历史局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