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天在宋丽佛教交流中的贡献

义天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1085年入宋求法。入宋后遍参高僧大德．研究佛教各派思想,游学14个月后返国。他在宋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一是入宋时带来大量华严典籍,后与其师净源深入探讨华严学,回国时把华严经论3000余卷带到高丽,后宣讲《华严经》十余遍,为宋丽华严学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高丽弘扬天台教学,创立海东天台宗。三是继中国历代所著经录之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依此刊刻诸宗疏抄。四是圆融诸宗．会通三教,促进了宋丽佛教思想的发展。五是提出出世与入世统一的主张,对中韩近现代佛教有积极影响。     

义天与辽和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

义天是朝鲜高丽王朝的名僧,在朝鲜历史上有很大影响。他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佛学章疏目录《新编诸宗教藏总目》,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从中能了解到我国辽代的佛学著作和辽代佛教发展的状况。据此,可以揭开辽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的面纱,探寻辽、宋佛教发展的轨迹。义天与辽代僧俗频繁交往,对辽人著作的搜集、著录、雕印,使辽人著作传入宋朝、高丽和日本。这充分说明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是富有成效的,促进了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     

中国天台宗中兴与高丽入学僧留华传法

中国天台宗在五代宋初呈现的中兴之势与高丽入学僧的推动密切相关。而义寂(919~987)门下的义通、谛观、智宗三位高丽入学僧是推动天台宗中兴的主要人物。对他们的生平作了梳理,并对他们在中国天台宗中兴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以期对历史上这一时期的中韩天台佛教的交流有更细致的认识。     

高丽谛观与吴越佛教天台宗

高丽谛观在中国天台宗急需散失的教籍来寻求自身发展的情况下,应吴越王之请,高丽王之派遣而携带天台教籍来华。谛观入宋,一方面其所带来的教籍填补了中国天台宗所缺失的教籍,从而使中国天台宗得以复兴;另一方面,谛观又据智顗的《华经玄义》著述了《天台四教仪》,为天台宗僧提供了宗派入门书。可以说,谛观为吴越与高丽之间的佛教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

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日本佛教建立了严格的授戒制度，使其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二是创造了日本律宗的祖庭——唐招提寺；三是为天台宗、密宗在日本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至于作为律学大师的鉴真，为什么会与天台宗。密家发生关系？文章提出了新看法。认为传律授戒是律学师傅的宗教义务，其服务的对象是整个佛教界，并不局限于一宗一派。因而律宗很难算得上独立的佛教宗派。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认为鉴真应属天台宗信徒，但他又能根据客观需要，在实践中吸收密宗的某些仪轨。     

天台宗形成原因的历史论析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对天台宗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行论析能更深入地解读天台宗,更好地传承佛教文化。     

唐明小说与金时习的《金鳌新话》

唐明小说与金时习的《金鳌新话》王晓平研究朝鲜、韩国文学史，不能不研究从高丽朝到李朝时代的汉文小说；研究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史，也不能不研究从高丽朝到李朝时代的汉文小说。属于这一范畴的作品数目可观，不乏佳作。它们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亲戚和知...     

元代蒙古族状元拜住事迹考略

本文依据散见资料时元代至正二年（1342）壬午科右榜状元蒙古人拜住的事迹进行考述，除勾勒其仕履外，主要是通过一则新见的资料介绍他晚年寓居高丽的经历，指明他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李齐贤在中国行迹考

朝鲜古代大诗人李齐贤曾经长期居留中国,为中朝文学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在中国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至今仍然有不少疑点。人们从李齐贤的诗作中,可以考证他在中国居留的时间和行迹。李齐贤在元朝居留的时间为10年,期间多次回国,而此后居住在高丽又曾多次入元。     

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

高丽名僧义通,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第十六祖 。经考证,他实名“羲寂”。从高丽到中国,应在明州登陆,在宋太祖乾德五年,离天台到明州,在明州弘扬天台宗教义。卒后,初葬于阿育王寺附近,后迁葬于乌石岙。义通是把天台教籍从天台传到明州的第一人,在明州建立了第一所天台教寺——宝云寺,并开启了天台宗山家与山外之争,所以,他是宋天台宗中兴的先驱者;他又促进了佛教内部台、禅、净土三家的融合,在中国佛教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佛教与东亚文化交流合作--以韩国大觉国师义天的国际活动为中心

义天大师是韩国天台宗的始祖,名重东亚的僧统,才行俱优,透彻佛教真谛;既修教,又修禅,学兼多宗.同时他也是中韩历史上卓有建树的使者,曾为中韩文化(包括佛教)交流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北宋王朝时期,义天大师曾以高丽王子的身份,数度入宋求法,弘扬天台、华严,他给中国带来了因战乱而久已失传的华严章疏,使天台宗教义在中国、日本等国重新播扬、振兴起来.他捐赠中国的华严经被庋藏杭州的慧因寺,慧因寺因他而被称为高丽寺.     

试述中世纪高丽与辽、宋之间的关系──以公元10世纪末～12世纪初为中心

试述中世纪高丽与辽、宋之间的关系──以公元１０世纪末～１２世纪初为中心朴今海研究高丽同辽、宋的关系。对揭示中朝关系史中的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不无重要意义。一、高丽与北宋的友好往来在高丽之前的新罗王朝，曾在同中国的交往中获益非浅，正如朝鲜古代史学家金富轼...     

试论李谷对朱子学在高丽传播和发展的贡献

李谷是高丽末期著名的朱子学者、名臣。李谷曾多次入元,与元朝名儒切磋交流朱子学,他曾两次入元参加科考,并取得了第二甲第八名的优异成绩,是当时高丽入元参加科考士子中的最高名次,因而名震元丽。通过努力钻研,李谷成为赫赫有名的高丽朱子学者。同时,他还是高丽末期严格区分儒、佛的先驱,自觉地与佛教划清界限,并推崇朱熹的忠孝节义思想,曾从元朝奉兴学诏回高丽,对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普陀山高丽道头探轶

普陀山向有日僧慧锷于唐成通年间请观音像滞留岛上而开山之说,近见宋人记载该山有高丽道头,为通商高丽、日本诸国,舟楫取道侯风候潮之地,岛上洞穴峰岭、寺院古迹,皆以观音信仰得名.而韩国学术界亦有普陀山观音像系"新罗贾人"所请,不肯去观音院乃新罗人模仿韩国洛山寺所创之见.其实这些正是唐宋时期中、日、韩三国使节、商贾来往,佛教文化和海洋文化频繁交流所藉普陀山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     

新罗僧侣对唐代佛教的贡献

本文从佛经翻译、佛学研究、佛学实践几方面阐述了新罗僧侣对唐代佛教文化的贡献，意在说明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虽然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是从中国的输出开始，但其后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趋向。     

百花争艳:高丽学研究在90年代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有关朝鲜和韩国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有２６所大学设置了朝鲜语专业，挂起了有关朝鲜和韩国问题研究（统称为“高丽学”）中心或研究所等牌子的已有１０多个地方。这是很好的势头。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高丽学研究应有一个总体性规划与具体研究实施计划；其次，要密切注视朝鲜和韩国以及有关地区的研究动态、趋势，以避免研究重复；要着力培养真才实学的研究人才，以防止研究人员断层现象；再次，有关科研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理应在高丽学的研究方面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学术流派；再其次，研究不能仅限于朝鲜族学者的狭窄范围，而应与汉族学者共同交流和研究，从而打开局面，形成研究高丽学的新高潮     

高丽中期儒学的心性论倾向研究

高丽中期儒学中重视心性学的倾向首先是在私学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其次,在宋与高丽使臣、儒生的交流中也有不少证据表明,高丽中期的儒生和官僚阶层对北宋新儒学重视心性学的学术思想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再者,这种重视心性学的倾向在宫廷举行的经典著作讲论中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高丽中期出现的重视心性、义理的思想倾向体现了高丽儒学的新发展,在韩国儒学史上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普陀山高丽道头遗址重现

唐宋以来大批高丽使者、商贾、佛教信徙来访中国途中,在普陀山高丽道头一带候风,并登岸前往宝陀寺祈祷航海平安。为寻找高丽道头遗址,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进行4个多月调查,认定遗址在普陀山西南司基湾。这里明代以前是一大海湾,历代相继修筑了5条海塘,遂成陆地。古高丽道头位于“司基湾”北端观音洞下,后来筑塘时被覆盖。     

中国传统刺绣对韩国传统刺绣的影响

中国刺绣大约在公元前就传入韩国 ,三国时代 ,绣佛、绣帐、绣幡、绣袈裟等 ,形成了我国的佛教文化。从高丽时代到朝鲜时代 ,各种服饰和生活用品都用上了比较多刺绣装饰 ,因此促进了韩国刺绣的发展。通过以上中国和韩国的刺绣的作品、刺绣技法、刺绣式样等方面的简单比较 ,可以看出两国文化有许多共同性 ,表明两国人民自古就有相互交流的学习实践 ,这是我们在现在和未来交流学习的良好基础     

李商隐与佛教关系探微

作为晚唐艳情诗人的代表，李商隐却和佛教有密切关系。李商隐接触佛教始自童年，随人生波折，中年时期日渐沉迷。他以自己的人生体验，证悟了万般皆苦、一切皆空、涅榘寂静等佛教真谛；并汲取天台宗及禅宗等佛学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修佛是为寻求内心平衡，其佛学观念并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