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无直接利益冲突”:政治伦理争夺与价值规范

现代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必须科学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从现实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公众与国家权威争夺政治伦理价值的结果。事件参与者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维护既定的生活秩序、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统一。为了从理论上理清"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伦理价值争夺,可以把"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分解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四个环节。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为了消解政治伦理争夺,必须构造社会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通过塑造民主价值,建立法治权威,建构科学的权力道德评判体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手段,让"无直接利益冲突"消弭在国家与社会的基层层面。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包容性治理

中国发展面临着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困难和问题,"无直接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的一种新形式。从冲突的起因、演化及其双方关系来看,"无直接利益冲突"仍属利益矛盾,排斥性增长方式是导致这类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包括权利不平等和规则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导致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扩大并产生相对剥夺感,社会结构失衡造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形成利益对立。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应以包容性发展为基本理念和原则,在必要而适度的经济增长中持续改善民生并优先保障弱势群体权益,重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并坚持多元利益共容和改革成果共享,扩大公众参与以疏通利益表达和沟通的渠道。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网络发生机制

近年来,"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在我国似乎形成一种所谓"涟漪效应",其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及与之相联系的群体异质不公平感的普遍存在;其次也与利益表达机制的不畅通有关。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事件触发与演化的关联性往往是通过驱动机制、认同机制、社会比较与自我展示机制和说服争辩机制交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在信息时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这些相关发生机制往往与网络极化效应直接相关,即"无直接利益冲突"极易导致网络极化效应的产生,而网络极化效应也促使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扩散。而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正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网络发生机制的作用过程。由此,应给予充分重视。     

"无直接利益冲突"防范与化解机制研究

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由各种矛盾引发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也日益增多,这与我们当前构建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必须通过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和谐文化建设,落实官员问责制,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思潮,建立冲突过程调控机制,才能够有效地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基于非直接利益冲突关系的微博政治参与研究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非直接利益者往往将微博变成其政治参与的工具,由此衍生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基于互联网去中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公开性、即时性、互动性等特质,民众的网络政治参与能力给政治体系带来极大冲击,另一方面政府在政治参与中的信息监管能力和大众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导能力都被弱化,容易衍生大规模的、群体性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当面对公共议题甚至矛盾冲突,基于微博围观心理和公共理性精神的引导,微博政治参与行为主体能够自觉参与政治实践,自觉接受公共理性精神的约束,合理表达直接或间接利益诉求,通过微博公共领域互动和协商就事件性质达成可接受的社会共识,从而维护和巩固了社会政治动态的稳定以及公共权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未来——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文明的冲突",声称冷战结束标志着世界政治从以意识形态冲突为特征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转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时隔近三十年后重新审视亨廷顿的理论,应该说这一理论作为分析性框架仍具有启迪意义,但不同文明的内在变化与力量消长已经超越了他所展示的文明冲突格局.与三十年前相比,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教强劲复兴,伊斯兰主义兴起并产生广泛影响;"新欧亚主义"为俄罗斯提供了认同的基础,使其逐渐摆脱了亨廷顿所谓"无所适从国家"的状态,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远大抱负的国家;西方在经济、军事、科技领域仍居于世界主导地位,但由于认同政治的深刻影响,内部社会矛盾激化,对外政策呈现出内敛化态势.中美之间的矛盾比亨廷顿时期更加激化,但冲突的本质并非文明的冲突,而是利益或意识形态冲突.文明冲突的框架不可能解释世界政治的所有现象.不同国家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都会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向,但从长时段来看,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融合会对国际秩序产生持续的影响.     

冲突：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建立了新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话语空间。尽管此时“左”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权威话语 ,但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完全和谐一致的声音。“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对于“左”倾话语的批评就昭示了这一来自异端的抗议。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权力政治或实践政治的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一冲突共同支撑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时空 ,双方在客观上形成张力 ,防范着不被同化 ,也防范着走向极端 ,对文学的多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SARS一类社会突发事件处置的博弈分析和管理对策

SARS一类社会突发事件处置中存在行为对立的双方(防治方与传染方)以及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两类社会冲突。本文分别应用博弈论和冲突管理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行为对立双方的对抗模式,提出了代表全社会利益一方(医护人员)配备的最优对策;分析了社会成员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提出了合作性冲突管理的主要对策,并作了结构分析。     

利益格局变迁与非直接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是引起现代社会冲突的两种基本因素之一,阶级意识（阶级认同）是阶级社会中从阶级矛盾到阶级冲突行为发生的关键环节,在现代社会,社会公平感是现代社会冲突行为发生的主要中介变量。当今中国群体性事件增多折射出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特点,反映出利益相对剥夺感群体由对物质利益分配的不满转向对社会公平公正价值理念的怀疑,直接削弱统治“合法性”基础。     

市民社会何以成为“个人私利的战场”

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有三方面原因: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异质性社会,市场经济意味着利益交往和冲突的增多,多元异质性意味着整体性社会时期受抑制的利益冲突的释放;市民社会存在不可通约性的自由多元价值,这容易加剧社会利益冲突;市民社会公共事务"多中心"治理模式存有内在缺陷,治理权责边界不清容易加剧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抑制市民社会的冲突需要从以上三方面探寻途径。     

社会怨恨及其纾解——基于道德心理学的分析

社会怨恨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大众舆论的"怨恨式批评"、非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式"仇恨渲染"和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怨恨发泄"等。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原因主要是利益情境的畸变导致道德认知梗阻,人际交往焦虑、冷漠与对抗导致道德情感阻滞,"生存"与"实现"的双重压力导致道德需要压抑,价值系统的结构性断裂导致道德图式霉变。纾解社会怨恨的道德心理优化途径,既要凸显制度公平正义与培育主体正义美德以强化价值认同,又要塑造现代公民与构建政治文化共识以提升政治认同,还要实现利益格局合理化与利益满足更大化以增强利益认同。     

"冷战"视角下的中美"新冷战"

国内外有关中美“新冷战”的争论忽略了对“冷战”本身的回顾，观点难以经受住历史检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征不符合冷战的基本特征，内容不满足冷战的含义，发展更不具备冷战产生所必需的条件。二战结束之初，国际体系权力真空与混乱为两极结构下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足够空间，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冲突不可调和令美苏走向对抗，意识形态对立、文化心理认知差异强化了苏美决策层的恶性互动，这三者共同导致了美苏冷战的产生。当前，两极结构远未形成，国际权力真空极小，中美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利益冲突并非不可调和，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上的认识问题也不是无解，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将很难发生。确切而言，中美正处于“类冷战”的战略竞合期，它受到了美国冷战思维的影响，负面色彩比较突出。拜登政府继续对华施压，第三方问题引爆两国危机可能性的提升，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极化与分裂，决定了未来中美关系有可能更差。对此，中国应继续以发展自己为首务，对美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方针，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崛起。     

学校与家庭教育的权责边界

当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着权责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尤其体现在家校合作上。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二者"越界"退让"行为的不断出现,造成教育主体的错位和职责的无限累加。为了寻求"边界内"的安全,双方的这种"越界"退让"行为会导致教育权责边界的虚无化。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实现学校与家庭教育权责统一,应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双方由"边界模糊"走向"边界明晰",由"泛为、不为"走向"能为、当为",由"曲意误解"走向"良性互动"。     

工程项目发包方与承包方冲突来源、分类及管理

介绍工程项目发包方和承包方在技术、资金、人力和管理方面的主要特点,分析双方确立合作关系过程中可以选择的招标形式.以具体的事例详细阐述双方在项目全寿命周期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并对所列冲突事件进行分类,结果表明冲突事件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会呈现不同的分类结果,据此提出冲突事件的管理途径.     

边疆民族群体性事件:概念、治理模式与研究展望

"民族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衍生或次生概念,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特征上看,属于冲突或社会冲突的范畴。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主要有"违法标准说""主观标准说""客观标准说",反映出不同学科对群体性事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差异。西方学术界关于族群冲突治理的向心主义模式与协和主义模式理论模式对于中国边疆地区存在的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与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1)前者倾向于大众参与,后者倾向于精英政治;(2)政治妥协达成的时机不同;(3)向心模式主张温和的"中间派"主导政治生活,协和模式主张由温和派与激进派共同组建"大联合政府";(4)两者在具体选举制度有着根本不同,协和模式实行偏好投票制,协和模式主张实行名单比例代表制。     

论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利益冲突及法律调整

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各种利益冲突越来越突出.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特点,现阶段我国的利益冲突表现为利益主体及需求日益多元化;物质利益矛盾居于中心地位,收入差距扩大引发的矛盾突出;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导致利益群体矛盾的激化.利益冲突根源于人的利益与利益实现方式之间的矛盾,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抑制和消除利益最大化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冲突和对抗,使各利益主体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平等有序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法律制度,是控制当前社会利益冲突的理性选择.     

从“声音存在”走向“力量存在”——中国网络政治话语实践研究

中国网络政治话语因为得到话语载体支持、主体支持、客体支持和议题支持,从而使其从"声音存在"走向"力量存在"成为可能。与时俱进地研究中国网络政治话语,对于推动网络政治话语的和谐发展、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构筑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坚持问题导向,采用文本-政治话语-社会政治实践的分析模式,研究中国网络政治话语从"声音存在"走向"力量存在"的可能,分析中国网络政治话语从"声音存在"走向"力量存在"的话语嬗变,对中国网络政治话语体系、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进行重构,从而为中国网络政治话语进一步增强"力量存在"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环境冲突中的原因分析:资源、利益与信息

从冲突本身切入分析环境冲突,并从资源、利益与信息三个方面对环境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探讨.通过分析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和广东茂名芳烃(PX)项目事件两大案例,研究环境冲突发生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污染冲突中资源稀缺到利益冲突的直接路径,也就是已经形成的环境污染带来的直接利益冲突;二是邻避冲突中资源稀缺通过信息闭塞导致可感知利益冲突的间接路径,也就是环境污染尚未形成,但是存在可感知的利益冲突.以此来解释资源、利益与信息在诱发环境冲突中的互动机制.研究认为,环境冲突研究的预防也应当以此为切入点,着力构建和完善参与机制、协商机制和信任机制.     

非直接利益冲突式集群行为现象的人本考量

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并演绎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式集群行为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表征我国转型时期的集群行为由孤寂的蛰伏走向活跃的频发。此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和频发,核心是直接关涉人的权利、价值与尊严问题。尤其是冲突境遇下,具虚无性的社会准群体与虚拟性的网络群极化人群,致成社会的双重“虚无”状态,引起公众的焦虑和躁动,增加新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因素。因而,要真正秉承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从人的主体性上去探求,更加关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从而使社会准群体由虚无转身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