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思潮散论

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潮的观点出发，对流行的关于北宋理学的理解提出若干不同看法，认为：北宋理学的兴起与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紧密关联，其中儒家师道的复兴不容忽视；北宋理学崛起的标志是庆历年间出现的社会思潮，对庆历思潮的意义和地位应有新的认识；从思潮的观点看周敦颐并非北宋理学的开山；王安石“新学”在北宋理学思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理学初兴之际，儒家的“外王”取向较之“内圣”追求更甚，北宋政治的变故是改变理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醇儒”人格的反思与批判——唐僧新论

一自北宋以后，随着封建汉唐盛世的不再，封建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然要求弱化民族个性。与之相适应，便是程朱理学的兴起。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其最高目标，提倡“醇儒”式的理想人格，无疑造成了民族个性的孱弱。《西游记》中的唐僧，就是在这种思想氛...     

论朱熹理学体系的“源头活水”

朱熹的理学体系集北宋理学之大成,而又高于北宋理学.因为这个理学体系融儒释道三家为一体,亦即以儒学为主体,又兼采道家的"道"和佛学的"一多相容"思想.这也就是本文所讲的朱熹理学体系的"源头活水".朱熹将这些"源头活水"融合于他的理学体系之中,因而提高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思辩水平.     

理学对宋代社会及妇女的影响

理学是在封建土地私有制高度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适应宋代中央集权政治思想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亦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理学是一个学派的总称,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了佛、道唯心主义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家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宋史·道学传》中称道学。北宋初期的周敦颐是理学的奠基人,但对理学发展起突出作用的是程颢和程颐,即"二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学体系直接师承于二程学说,故后人称理学为程朱理学。正因为理学成于朱熹,所以又称程朱理学为朱学。传统观点认为,理学在…     

试论朝鲜李朝时期“孝”观念与儒教和佛教的关系

李朝时期的"孝"思想是由于性理学的兴起,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价值的。尽管如此,它与性理学的"孝"观念仍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被性理学看作是异端的佛教"孝"思想因素在李朝时期的"孝"意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正是"孝"思想传入朝鲜以后发生的重大变异,是朝鲜独特的"孝"意识结构。     

关于张载心性论的几点思考——基于佛教视角所作的考察

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形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反映理学各个时期的发展特点;又鉴于北宋学术多元,三教融摄的社会状况,选取宋明理学奠基者之一、"出入佛老几十年"的张载之心性论思想为代表,将其"心统性情"、"大心"等心性思想与佛教心性论作对比研究,以期对理解、认识张载理学思想与佛教相关思想间的借鉴、融摄关系有所帮助,以及弥补学界对张载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     

从理学的孕生过程看“宋调”的确立

理学正式确立于北宋中叶 ,但发轫于唐代中期的新儒学运动乃至北宋前期的崇儒思潮可以视为理学的思想先驱。从韩愈、李翱、胡瑗、孙复、石介到范仲淹特别是欧阳修 ,都对理学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诗歌领域 ,欧阳修更是通过学韩进而对“宋调”加以全面的奠建。因此 ,理清了自韩愈至欧阳修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也就展示出了理学的渊源所自以及宋诗独特风貌形成的思想根源乃至两者之间微妙的同步进程。     

反理学--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北宋是理学勃兴的时期。由于理学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的为官方所承认、为老百姓所接受的儒学 ,理学思想实际上是当时哲学的主导思想 ,是人们的精神主宰。而王安石所提倡的“新学” ,以及他所施行的“变法” ,是与理学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的 ,是对理学的反叛 ;在这么一种哲学环境、精神环境下 ,王安石的新学和变法 ,从他提出的那一天开始 ,就注定了要失败的。     

湖南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湖南在北宋以前,学术思想不具有全国性影响与地位,直到北宋湖南道县周敦颐①著《太极图说》、《通书》,创立＂濂溪学＂,才标志着湖南学术思想在全国重要地位的确立。周敦颐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在他及其弟子理学思想的影响下②,催生了极具经世济用的＂湖南理学＂,或曰＂湖湘学派＂、＂湖湘文化＂。湖南理学或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培育了一种特立独行,     

张栻研究的重要成果——读蔡方鹿《一代学者宗师》

<正> 宋明理学是我国古代思想定型时期,从北宋到南宋,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北宋五先生开创理学,南宋三贤继而发挥完善,建一代学术之规模,影响中国历史近千年。十多年来,学     

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成因

北宋前期,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距逐渐缩小,但总体而言,北方文化还占优势地位。中国文化重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北宋文化重心的成因与北宋初年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统治者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向被消灭政权搜取文化资源以及京畿文化优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法律中的三个世界--以分析法学为例

波普尔认为世界包括3个部分,即由物质客体和其他形式的物理能量构成的世界1,由内心主观感受构成的世界2,以及由人类心灵产物构成的世界3.与之相对应,法律中也应该包含着3个世界,即由法律概念、法律规则等构成的规则世界,法律的价值判断构成的价值世界,和法律的逻辑、体系等构成的逻辑世界.法律是3个世界的统一体,需要满足内部合逻辑性与外部合目的性的要求,它不能只关注其自身,还要关注经验、政治、道德等外在方面.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企业成长为技术创新主体与经济的持续增长

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的精髓 ,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能力弱是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必须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 ;强化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意识 ,加强相关制度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和公共组织在促进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海德格尔论美学之可能性

“可能性问题”是西方思想的基本追问方式。海德格尔本质性地深化了“可能性问题”,将西方思想引向更深入。在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中,美学正位于可能性问题的核心;美学之可能性问题与美之可能性问题形成历史性对峙。海德格尔将美学置于可能性问题中,使得美学本身成为西方思想的内在需要和必然后果。     

战前日本的民族意识与侵华战争

战前日本的民族意识是日本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以及对外交往中形成并经过承袭、流传或吸收外来文化而铸就的共同心理习惯、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理想境界以及国家观念或意志。传统意识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源,使命意识是其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利益意识是其本质之所在,以上三者构成战前日本主流的民族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最终导致日本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战后又拒不认罪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我国耕地流失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我国政府在耕地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限制耕地向建设用地盲目流转,但政策执行的效果相当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根本原因则是政府机构的"内在性"。因此,防止耕地盲目流转不仅需要改变当前激励地方政府将耕地向建设用地流转的诱因,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完善征地制度,而且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评制度。     

真理的等级论与交互文本论

在各种不同学科的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真理的等级论长期以来是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为真理等级论做出了经典论证。近代出现了真理等级论的三种不同模式 ,它们在现代被进一步发展 ,并遇到了难以摆脱的困境。由此出现了消解真理等级论的趋势 ,这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消解真理的等级论并不意味着否认不同学科真理间的制约关系 ,并不一定要陷入真理的“原子论”。真理不是一种封闭的属性 ,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各个学科之间的真理是相互制约的 ,真理是在文本间碰撞过程中显示出它的力量。     

诞生和死亡的时辰——论西南联大现代诗人与战争之题材

抗日战争,极大地开拓了西南联大现代诗人的精神视野,也提供让他们融入社会的难得的历史契机。而战争的痛苦和紊乱,带给联大现代诗人“智慧的痛苦”和“苦难的承担,”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如何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就显得尤其重要。战争唤醒了人性,联大现代诗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性尊严和人性内涵,使他们的诗作超出当时一般战争诗人的作品。     

“文本的诠释”与“观念的呈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略

社会秩序、特别是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秩序逻辑,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不过,无论是直接陈述思想观念的经典文本,还是展现生活世界中日常行动的民间文本,都没有将秩序作为明确的呈现对象,而是将对秩序的诉求、规划和实践隐含在各种论题和行动之中。秩序作为一种未曾言明的终极关怀,需要研究者立足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规则,理解和诠释文本的意涵,由此合乎逻辑地推理作者/行动者的言外之意或行动意图,在此基础上将这些思想要素合理地措置在一个因果序列之中,从而呈现出各种要素是如何共同指向秩序的。因此,以秩序为理论关怀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通过文本的理解和诠释,才能从整体上呈现关于秩序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