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董西厢》和《王西厢》的迭词运用艺术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以下简称《董西厢》和《王西厢》),是两部闻名中外的名作,历来研究者和研究文章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关于作者作品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艺术成就等方面,对于遣字、用词、造句方面的研究甚少。为此,本文就《王西厢》和《董西厢》里大量迭词的运用,从重迭方式的多样化、迭词集中的高潮、表情达意的丰富多彩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弥补这一遗憾。     

叛逆精神的绝世女孩儿──从《小亭送别》到《长亭送别》看鸳鸯形象的发展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莺莺形象都是美丽、灵慧的,既有相同的地位和身世,性格、感情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微观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王西厢》继承并发展了《董西厢》的主题思想,并具体体现在人物形象上,这使得《王西厢》在心理描写、思想内容等方面更具艺术感染力。通过对莺莺形象的变化发展原因及其审美价值、社会意义的探究,可以明确,莺莺形象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董西厢》具体写作时间新证

钟嗣成《录鬼簿》卷上记载了董解元的简单情况。他写道: 董解元,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这条资料,写在该书所列“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传于世者”项下,名居第一。元代人所谓“乐府”,一般指“杂剧”以外的“北曲”而言。明初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的“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项下写道: 董解元,仕于金,始制北曲。可见“乐府”和“北曲”是一样的东西,包括散曲和诸宫调在内。那么,最早的“北曲(乐府)”,显然就是《西厢记诸宫调》,亦即《西厢搊弹词》或《董西厢》了。 董解元虽是金章宗时人,但他何时写作《西厢记诸宫调》仍不清楚。金章宗统治时期,有过“明     

社会期待与“西厢”流变

《莺莺传》—《西厢记》（金·董解元）—《西厢记》（元·王实甫），这一流变过程也是读者（接受者）、作家、作品相互影响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以往对“西厢”的研究多囿于作家、作品而忽略了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接受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积极能动作用的读者。没有读者参与的文学创作是不可想象的。通过读者这一媒介，“王西厢”才会完成它的再创作，才会取得如此成就。     

《西厢记》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

元杂剧《西厢记》第五本作者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我以为,王实甫的《西厢记》原本只有四本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首先,从作品剧情的“时间”观念来分析,《王西厢》第五本显然有漏洞。《董西厢》的前后时间长达一年六个月是有道理的。崔氏母女留在普救寺是因为“及今岁有忌而不得葬,权置相公柩于客亭,率幼女孤子,严祭祀之礼。待来岁通,方诣都营葬。今于此守服看灵而已。”(《董西厢卷》) 就是说,他们是因为有忌而不能安葬,方才守灵一年。因此,郑恒一年半之后才至普救寺,完全可能。但在《王西厢》)中,崔氏母女留在普救寺,依老夫人话说,是因为“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去”,因此“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王西厢》第一本楔子)这就说明她们是暂寄普救寺,而不是在普救寺守灵。因为急于扶柩去博陵安葬,为路途有阻,急切希望有个男子路上照顾,所以她们留普救寺     

三代张生:三个作家的不同心曲

西厢故事里的张生形象在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热中功名 ,在金代的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中功名与爱情并重 ,在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则爱情至上 ,这反映着作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由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到重个人情感的内敛、内倾的心态嬗变。     

西厢三幻同名人物性格辨

西厢故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在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以下简称《萱东厢》)以及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以下简称《王西厢》)等三部作品里,都曾以同名出现,并分别构成了同名人物形象系列.下面就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一下每一系列中三个同名人物性格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西厢记》的结尾是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吗?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戏曲名著,这颗艺术环宝中的明珠,一直以它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在中外文坛上闪烁着璀璨夺目的光辉。但遗憾的是,有许多人却认为《西厢记》大团圆结尾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对它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处理和评价,降低了《西厢记》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早在古代就有传言,王实甫作《西厢》写到“长亭送别”呕尽心血而死,后边的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是关汉卿的“狗尾续貂”.     

崔莺莺与杜丽娘

在中国文学史上,《西厢记》和《牡丹亭》是两部成就很高的作品。“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就其爱情题材而言,自《西厢出后,仿作者不少,三百年间,能与之匹敌者却无。只有到了明末,汤显祖创作了《牡丹亭》后,人们才认为“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王实甫交胜”。又说“汤义仍《牡丹     

论王骥德在《西厢记》研究上的贡献

王骥德系晚明戏曲理论家 ,《西厢记》研究专家 ,他在《西厢记》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 ,实为“西厢学”的奠基者 ,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保存的文献资料 ,具有重要价值。此外他提出的文献整理原则以及对《西厢记》的校注、评论等诸方面 ,都有独特的建树 ,在“西厢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独上瑶台十二重——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贡献

我国著名小说戏曲评论家金圣叹所批点的《西厢记》——《第六才子书》,问世以来,风行一时,影响极大,流传甚广。然而人们对此书的态度,历来毁誉不一。褒者说:“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无复有遗仪于其间矣。”“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贬者说:“金圣叹……批评西厢记……惑人心,坏风俗,其罪不可胜诛。”“所评西厢,极秽亵处……以己见妄测     

金圣叹研究的又一成果——读张国光校注的《金圣叹批本<西厢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版的张国光先生校注的《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和该社重版的王秀思先生校注的王实甫《西厢记》杂剧都摆在我的案头。封面一是淡绿,一是淡红,象一对孪生的姊妹。但前者解放以来已在理论上被打入另册,在读者心目中早已宣告“失踪”,而现在却能以与王西厢同等的地位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事。     

《玉茗堂批订董西厢》为汤显祖作考论

徐朔方先生认为《玉茗堂批订董西厢》系伪托,其主要证据是屠隆在万历二十三年春天没有到过遂昌,而时间署为“乙末上巳日”的《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序中提到“适长卿访余署中”。其实汤显祖的两首赠诗证明了屠隆在春天有过遂昌之游,其他资料也说明了序文的真实性。事实上,汤显祖与屠隆在遂昌对《董西厢》的讨论及批订,是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前一次极有意义的艺术酝酿。     

评《西厢记论证》

张人和教授的《西厢记论证》已于1995年8月由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集评校注西厢记》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这本学术专著对《西厢记》诞生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高度的概括总结,同时也是作者几十年来刻苦钻研《西厢记》所取得的成果的结晶。此书既有可读性,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西厢记》研究中有新的开拓,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全书共十个部分,主要围绕着作者、体制、版本、影响、续书、评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缜密的考证和辨析。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历来分歧很大,大致有四种说法:王实甫作、关汉卿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1960年前后,国内学术界曾就作者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当时王季思教授曾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文章,认为《西厢记》五本都应是王实甫的手笔。张人和教授在《西厢记论证》中详细考察了四种说法的原委,以确凿的材料再次肯定《西厢记》应归之于王实甫所作。 张人和教授对《西厢记》的体制和版本问题曾写     

从薄情郎到至诚种——论张生形象的演变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生与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剧中张生的形象在动态的发展中变成了作者和其所处时代的代言人。本文试从《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三部作品中分析张生形象的演变和转型,进行逐层分析,以期把握形象实质,挖掘作品精髓。     

《董西厢》曲句“着”“咱”二字的平仄——汉语轻声的早期历史印迹之一

在《董解元西厢记》(本文简称《董西厢》)中,“着”作为动词读平声,作为动态助词读仄声;“咱”作为代词读平声,作为语气助词读仄声。这种仄声偏离了单字音的演变规律而又恰与某些助词相联系,其情形与今北京音轻声一致,正是汉语轻声在汉语文献中留下的早期历史印迹之一。     

《西厢记》英译钩沉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众多元杂剧中最优秀也是影响最广的作品,其前身是元稹的《莺莺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迄今为止这三部作品均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界对于《西厢记》的英译本研究多有疏漏,因此对《西厢记》24个英译本进行研究,补正前人的遗漏,可以丰富我国《西厢记》翻译研究的史料。同时,在《西厢记》长达一百多年的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征:早期以《莺莺传》翻译为主,中期主要是《西厢记》节译、选译和编译,后期以西方译者为主导中方译者为辅的《西厢记》全译本为特色。《西厢记》成功的翻译经验可为我国传统戏曲外译提供借鉴。     

读"天地妙文"《西厢记》--浅谈王实甫的民主思想

王实甫的《西厢记》充满了创造精神 ,他所张扬的“有情” ,极具民主思想意义     

文学本位视角下“红娘”形象流变原因

王实甫《西厢记》成功塑造了聪明伶俐、泼辣机智、正义勇敢的丫鬟红娘。然而红娘形象的成熟却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唐代元稹《莺莺传》中是对剧情发展无关紧要的人物，在金朝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是崔张爱情的牵线者，在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定型，成为舞台经久不衰的形象。反封建礼教程度的加剧、作品体裁变化以及戏曲的传播接受是红娘形象变化的主要原因。     

论《西厢记》系统的文化内涵

本文根据历代“西厢”故事所表现出的不同主题,把“西厢”故事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并以“西厢”故事的发展历程为线索,从纵的方面论述了造成这两个系统差别的文化根源,结合整个文学史对《西厢记》系统的文化内涵的意义做了宏观上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