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政治思想曲折发展的影响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政治思想呈现出曲折发展的特点.共产国际在国共两党政策上的矛盾和失误、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错误,严重地阻碍了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理论的探索和认识,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政治思想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     

陈独秀早期思想与法兰西文明

本文在整理和研究有关陈独秀早期活动史料的基础上, 揭示陈独秀与法国文明的渊源, 并对陈独秀推崇法国文明的情况进行个案研究, 展示和分析陈独秀在政治思想、文学观等方面所受到的来自法国文化的影响, 并从他与法国文化的关系这一侧面凸显出陈独秀早期思想的一些根本特征     

陈独秀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4年初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陈独秀与国民党左派的一场大胆尝试的政治戏剧。这场政治合作是陈独秀的又一次政治历练,使他在整个合作过程中充满矛盾心理与性情痛苦。这是一段值得反思的历史。     

试析晚年陈独秀关于民主的言论

晚年陈独秀关于民主的言论,包含了他彻底的反对法西斯体制的思想,和对苏联体制、民主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等问题的思索。晚年陈独秀关于民主的言论与他晚期政治经历有关,与当时国际上苏联的政治动态和德意法西斯的猖獗有关。陈独秀的言论有不少明显错误的观点,但也有真知灼见。     

陈独秀“民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原则

个人人格独立是陈独秀构筑理想“民主社会”的哲学基础。人格独立的基础是经济独立，而其目标则是政治民主。但陈独秀的经济民主思想缺乏商品经济意识的内涵，因而其政治民主构想显得苍白无力。个人人格独立也是陈独秀民主社会的政治原则。他认为，民本主义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而民主主义强调权力归属于人民，后者才能体现人格独立。而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国民政治”，是人民的自觉的直接参与而不是宪法上的一纸空文或什么代言人的恩赐。     

近年来陈独秀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回顾及反思

纵观陈独秀革命活动及办报历程,实可算近代中国诸如梁启超、章士钊等少数几位终身办报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杰出报人,因此,从新闻传播的视角探索陈独秀办报活动、新闻思想及其与政治运动之关系确有重大意义。文章对近年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陈独秀办报活动、新闻思想等研究成果综合分析,反思前人研究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如何从政治思想史、报刊史、社会史交叉的维度以及报人、革命家、政治家多重身份认同的调和、矛盾的视野,理出一条陈独秀办报活动的核心线索,并在此基础上凝练成一部“陈独秀办报实践与传播思想史”,成为能否把陈独秀报刊活动研究推向深入的关键。     

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俱珍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刍议

2009年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这批陈独秀早期文稿真迹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填补了陈独秀文本研究的空白,进一步扩充了诸如《新青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与胡适关系等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文化救亡转向共产主义的政治救亡的思想轨迹。     

五四时期陈独秀哲学思想初探

陈独秀(1879—1942)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之一。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陈独秀的一生是复杂的。本文仅就五四时期(1915年《新青年》创刊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的部分哲学思想作一简要探讨。     

从《谈政治》看陈独秀五四后国家观的转变

五四后陈独秀的国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家的理解，对改造社会手段的认识，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计都根本不同于五四前。本文通过《谈政治》考察陈独秀思想上的这些细微变化，进而说明五四后的陈独秀是一位符合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

<正> 评价陈独秀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及其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转变时,我们很少甚至还没有把他的宗教观作为他博杂思想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探讨它与他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关系。其实,当时陈独秀很明确地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运动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陈独秀的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的认识。本文主要从基督教这个侧面来论述它对陈独秀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影响。     

一样的宪法,不一样的政治--《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之分析

对陈端洪的《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一文的分析和解释。在陈文中,宝贵的实证主义立场与令人费解的神秘化倾向相互交织,引发了学界不少的批评或误解。首先批评了该文的神秘化倾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作为制宪权的主体""立宪时刻是神圣时刻"和"民主与专政也辩证地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之类的模糊费解的表述,然后努力穿透该文的一些貌似不一致的表述,以理解其政治宪法主义。陈文的贡献是解释宪法生动的政治内涵,探明宪法不能司法化的实质原因,指出中国宪治道路的特色。陈端洪强调"政治本身就是宪法",但这不表明他认为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合宪的,它只表明,陈端洪认为作为宪法内容的某种意志的落实和更新是政治性的。其所谓的五大根本法是对宪法现实的理论描述。这种描述服务于某种规范目的,但并不必然代表作者本人的规范立场。在陈的政治宪法主义中,"政治的"是力量的,政治宪法主义呼吁新的社会动力以推动目前的政治体制的硬球,并要求把这种新动力传输到体制内部,把它转化为内部常规要素;"政治的"是结构的,政治宪法主义要用新的政治结构来确保权力的责任。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动与陈瓘晚年由儒而佛的思想嬗变

陈瓘是北宋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前期推崇王安石及其学术,经过从神宗、哲宗至徽宗的政治反复及其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陈瓘对新党打击报复元祐党人及政治衰坏的现实深为不满,由此生发出对新党的严厉批判,并渐次深化为对王安石的政治学术观念的彻底否定,其思想也由儒学转向佛教。陈瓘的转变反映了士大夫对变法失败、党争不断的政治现实的深深失望,代表了北宋士大夫群体由前期的积极进取到后期消极颓废的变化历程。     

陈瓘与《四明尊尧集》——北宋哲徽之际党争的一个侧面考察

徽宗年间,陈瓘曾极力弹劾新党大臣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人,因而受到了新党的打击,被贬谪各地,流移不定,亲朋好友也受到了牵连.在贬谪地,陈瓘两撰《尊尧集》,指斥王安石《日录》,成为攻击新学和新党的一个旗手.陈瓘在徽宗朝的诸多行为,如指责曾布"建中调和",《四明尊尧集》中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等,恶化了当时的政治空气.北宋后期的党争,从政见分歧向意气之争和人身攻击转化,陈瓘等元祐党人实难辞其咎.南渡以后,随着元祐学术地位逐渐上升,陈瓘及其《四明尊尧集》日显隆宠,颇受推崇.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陈诚与武汉抗战

在武汉抗战中,陈诚作为武汉卫戍区总司令在政治动员、舆论宣传、军事部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武汉三镇及其周边完全纳入了战时轨道。作为第九战区司令官,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万家岭大捷等胜利,为粉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作出了贡献。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他以持久战理念发动全民投入抗战,同时也施行了许多限制共产党、维护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他提出了新湖北建设的指导原则,为保护湖北教育事业基础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他还成功主持了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内迁,为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爱国主义是陈诚人生旋律的基调,武汉抗战是他展现并践行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阶段。     

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陈独秀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言说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给予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以很高的评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为了否定南京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就对国民党奉为其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予以全盘否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又赞扬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三元说”与中唐枢纽论的学术因缘

沈曾植、陈衍“三元说”以元和诗风（即中唐诗歌）作为古今诗史发展的一个中枢。他们认为至此之后古代诗歌由类型化进入到个性化的时代,宋诗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唐诗歌这一特点以及与宋诗的这种联系是由其内在的学术精神所决定的,这是新一代土大夫精神成熟的一个标志。中唐中枢论不仅具有诗史上的意义而且含有学术史与政治史上的意义。这一诗学观念体现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独识,也渗透了他们对政治史的独特体验。这在思想与方法上对陈寅格先生早期的学术思路都具有启迪意义。     

郴州地名源流考

郴州, 字出秦篆。 战国中期, 楚于此置 “林” 邑, 秦置郴县。 西汉初, 分长沙郡南部诸县置桂阳郡, 治郴县城。其政区地名,历有宣凤、敦化、郴州、郴阳、苏仙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试析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及台湾政局的走

本文从 2 0 0 0年 3月份台湾总统选举入手 ,详细分析了陈水扁能够当选为总统的主、客观原因 ,以及较客观地分析了今后台湾政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