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教育家吴芳吉教育实践的轨迹——为纪念吴芳吉诞辰110周年而作

吴芳吉作为爱国诗人早已享誉华人世界,而他作为教育家尚无人为之立论。从吴芳吉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渊源落笔,从人生观、认识论的高度,论述诗人、教育家吴芳吉教育实践的思想内容。     

新旧诗歌视阈下的杜诗学嬗变 ——以吴芳吉杜诗学研究为中心

吴芳吉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与诗人。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吴芳吉杜诗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别有独到之处。吴芳吉采用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研究杜诗,把每首诗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与诗人生活经历充分结合进行细致微观论述。在艺术手法上,吴芳吉推崇杜诗用典、叠字和炼句,倡导回归传统的诗教观。吴芳吉高度认同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将杜诗的爱国思想作为教育的工具,传授给学生。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他对杜诗的推崇实际上是在新旧诗歌交替中,对中国本位文化与民族文艺的传承与嬗变。     

《吴芳吉全集》序——腹有诗书气自华

《吴芳吉全集笺注》对著名巴蜀诗人吴芳吉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收集、整理和笺注,《吴芳吉全集》表现出吴芳吉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执着追求,抒发了吴芳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这对当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建设不无启迪。     

张澜致吴芳吉信件考:兼考吴芳吉1928年前后的动向

1927年底至1928年张澜挽留吴芳吉的信件为我们考证吴芳吉在此期间的行程动向提供了直接史料,结合吴芳吉书信、《吴宓日记》、《吴宓书信集》等史料,可理清以下实事:1927年秋,吴芳吉开始任教国立成都大学,期间由于好友吴宓邀请赴京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他一度在当年年底辞职成大,计划1928年春携家人出川北上。但筹集不到全家出行的路费,加之时局动荡,吴芳吉的出川计划搁浅,从1928年初寒假归家到8月,他一直在江津,生计维艰。张澜的不懈努力最终使吴芳吉于1928年9月重返成都大学任教,直至1930年。吴芳吉计划出川但最终留任成都大学,其中的曲折展示他在此期间为衣食谋、为家庭委曲求全、为时局所困的艰难处境。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现代新儒家与柏格森生命哲学

本文揭示了生命哲学与现代新儒家的内在关联。在柏格森关于“生命”、“直觉”、“创造进化”的观念引导下,现代新儒家建立生命本体论、重新诠释儒家思想、致力于人生意义的追求和道德自我的塑造。他们试图以柏格森生命哲学为理论依据,复活儒学新生命。现代新儒家以“内圣”驭“外王”的思想格局,虽有逆潮流、背时代的一面,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其所起的补偏救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巴黎手稿》与新教育观的萌芽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搞》即《巴黎手稿》，广泛论述“人的问题”，其中许多基本观点，孕育了马克思后来的教育观，是马克思教育思想的萌芽。马克思关于人的教育思想萌芽与费尔巴哈、黑格尔的人论明显不同，主要反映在“个人与社会”、“能动与受动”、“主体与客体”、“人的原始差别”、“性善与性恶”、“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研究这些问题，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新教育观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儒家礼教思想的人文价值

儒家礼教思想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如何理解儒家教育思想的性质,关键是如何认识儒家礼教思想与三代政治及封建纲常名教的关系。故本文选择儒家礼教思想为视点,侧重其人文价值,略作一点探讨。     

以爱代恩与幼者本位：论鲁迅的父子观及其实践

礼教的父子观以血缘的“恩”为基础，通过自然化，复制着王权专制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恩”中的血缘之爱被礼教秩序异化为“毒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礼教父子观被新的儿童教育观所否定。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以爱代恩、幼者本位，从根本上颠覆了礼教父子观的合法性。海婴出生后，鲁迅大体按照这一观念来实践：尊重孩子的天性，以无功利的爱和科学的知识教育孩子。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鲁迅的父子观及其实践是儒家家庭伦理向现代转化的一个具有启示性的例证。     

论儒家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演进

儒家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宋明在逻辑层次与理论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儒家们对传统儒学方法的不断内省,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借鉴,儒家哲学方法论进行了近现代转型.反向格义、辩证逻辑、解释学等方法被融入儒学.然而由于对"方法"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儒家哲学的"中国"特征受到了挑战.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对孔子名学思想的解析

孔子虽然很少专门论述名学,但名学却贯穿于孔子思想的始终。孔子是从法权的角度去谈政治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从 “名实”关系的角度去谈认识论的问题。孔子的名学思想反映了伦理共同体中语言的实践功能,而“名实”关系则反映了伦理共 同体发生分离时语言的认识论功能。在此,我们将用马克思的实践语言观去分析孔子名学思想所反映的特殊历史现象。     

罪孽与新生--走下神坛的儒家

从哲学的角度将儒家思想分为原始思想、演绎理论和演绎理论社会化的结果三个层面,主张立足于儒家原始思想层面,还其作为"百家争鸣"中一家的地位,吸收和借鉴其合理成分.同时,将儒家思想的精髓归纳为"治国以礼"、"为政以德"、"先富后教"、"先教后刑"四个部分,阐释了其思想内涵及在各个社会领域对今天的借鉴意义;认为必须在共产主义道德观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尤其要注意避免其负效应.     

“民心是阵”:战国儒家兵学思想演变考论——兼论清华简《天下之道》学派属性与学术价值

清华简《天下之道》以攻守的兵学概念和言说方式讨论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文意清晰，在兵儒融合以及先秦儒学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思想是开放和多元的，其兵学思想暗含了孟子和荀子等孔门后学对待战争、兵学的态度。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主流儒者强烈抨击战争，缺乏战争常识，反对兵家思想，否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作用。而《天下之道》提出"民心是阵"，以兵学概念来表达儒家的民心思想，显然这并非孟子或孟学的作品。战国后期，荀子秉持儒家思想，积极了解战争，主动研究各国兵制、武器等。尤其是荀子主动充分吸收兵家思想，如重视将帅作用、讲究作战时机、治军崇尚赏罚等。荀子兵学理论中谈到如何取胜的具体操作层面，其思考丝毫不亚于当时的著名兵书。在此基础上，荀子将这些兵家之术作为实现儒家兵道、政道的重要方式，《议兵》正是在他以儒家思想为本、充分吸收兵家思想而完成儒家论兵的集大成之作。从先秦儒学史来看，《议兵》的出现并非偶然，《天下之道》等文献正是荀子之前的先秦儒者试图融合兵家思想的具体努力，是荀子论兵的先声。先秦儒者融合兵家思想的线索一直以来隐而不显，而《天下之道》的发现使得这条暗线为学界所认识，并且可能激活了长期以来误读的一些儒家论兵的文献，对丰富儒家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牟子理惑论》中所见的老子

《弘明集》首篇《牟子理惑论》中出现的老子,有三种形式,一是称引《老子》中的话语,二是称述老子名氏和著述以代表其学说,三是讲到老子的外在形象。在称引《老子》话语的内容上,其中有关于老子“道”、“无为”思想的借用,来解说佛教存在的价值;还有从道家生命哲学及生死观的角度,说明佛老的相通及其与道教养生术的差别。从《牟子理惑论》本身来看,道家老子的学说在其中就成为既值得继续弘扬,又可以与外来传入的佛教共存,当然也还有儒家孔子所代表的思想学说,三教共存乃至三教合一就成为其突出的主题思想。     

汤一介先生儒学观散论

汤一介先生是一位具备人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儒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的前途与发展当遭遇的问题提供启迪;汤先生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为今日的人类健康、合理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的论述是系统而深刻的,其对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有三点：1）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诠释儒学之现代价值来论,不能从儒学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来论;2）儒学的现代化,只能从“内圣”来论,而不能从“外王”来论;3）以冯契的统一理论、方法、德性的“智慧”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这三点,深刻地反映了汤先生的非现代新儒家的立场,说明他是站在同情与欣赏儒学的立场来研究与提倡儒学。     

也谈耶儒伦理思想之差异——以利玛窦、黄宗羲伦理思想为例

天主教和儒家伦理思想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是双方对人性之设定不同：儒家相信人性善,而天主教则认为人有兽性和神性二性。其次是对世俗伦理定位不同：天主教认为人不能全然为善,儒家则认为人能成为至善;天主教认为世俗世界是有限的、相对的,儒家则将世俗世界绝对化。再次是伦理观念之不同：天主教将爱天主置于道德之首,儒家则将孝悌作为第一道德法则;天主教轻传宗接代,儒家无后则为大不孝;天主教轻视肉身,提倡简葬,儒家重视肉身,提倡重葬;天主教遏制圣人的绝对权威,儒家则将圣人绝对化。     

刘鉴泉先生的"性说"研究

刘鉴泉先生的"性说",立足于孟子的性善论,融汇儒道天人一贯、尽人以合天的思想,批判了告子人兽不分的错误,进而批判了西方文化"适者生存"、把人视为动物的社会进化论;批判了自七十子裔以来历代"性说"论者在视"善"为性的同时,亦视"恶"为性的肤浅与荒谬,进而高扬了作者"任天"、"圆道"的学术理想与人生理想.由于其学说诞生于后五四时期,因此具有相当强烈的针对性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三重维度及思想探析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有三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代道教宗师，陆西星独辟蹊径地指出儒家的“存心养性”即是修真之要。“存心”是陆西星东派修炼筑基炼己第一层功夫。“养性”之说乃陆西星东派丹法功夫得药归鼎之后，丹法中对火候的掌握，其最关键处在于“自然”。其次，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根由在于“二圣不异”，同于“理一”，且二圣之教皆教人归返复本，皆以“不争”为入道之机。最后，陆西星“以儒诠道”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派立场，陆氏对传统儒家思想并非一概吸收认同，这集中表现为其对“吾儒”的批判。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具体阐明了儒家道德理性如何走向生命实践的功夫路径。     

《化书》道教伦理思想探究

《化书》乃五代时期道教之经典,其中颇为丰富之伦理思想竟为学界所忽视。它视角独特地从生物学上寻找人类伦理之源;痛斥当时道德堕落之状况;认为伦理教化之根基在于帝王无为寡欲,清正爱民;其实施策略即为与民同甘共苦,倡导平均,厉行节俭;其伦理理想则为由人人平等而至天下大治。这是融儒家、佛家思想于道家之中的伦理创新,是中古道教伦理思想之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