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属性与汉语的属性——周作人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可能性的诠释

“五四”诸大师中,周作人最早从有关“古文”与“白话”、“旧文学”与“新文学”、“旧诗”与“新诗”、“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相互对立互相取消的立论中走出来,也是最早超越文学的纯粹启蒙立场的“新诗”倡导者和理论建构者,他对于汉语诗歌在“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善”的效用与“美”的天性,尤其是对于汉语的属性与汉语诗歌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所作诠释和清理,至今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意象”论的哲学底蕴

中国古代美学“意象”论是一个文化与哲学意蕴的范畴,经历了“物象”、“法象”、“形象”、“意象”、“兴象”、“气象”、“境象”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其本体是“道”,构成形态是“天人合一”,认知基础是“言不尽意”,与“立象以尽意”审美心理与观照方式是“玄鉴”、“神思”。     

《红楼梦》脂评的辩证思维

《红楼梦》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关于“脂评”的辩证思维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脂评”中涉及到的“繁”与“简”、“虚”与“实”、“避”与“犯”、“真”与“幻”、“忙”与“闲”等问题 ,都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方面。     

中国诗画交融艺术活动的审美心理过程

诗画交融现象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命题中得到了精到概括。“诗中画”的“诗”与“画中诗”的“画”,指的是作为物化形态的诗、画作品,可称为“外文本”。“诗中画”的“画”与“画中诗”的“诗”则是在主体头脑中形成的“画境”与“诗意”,是意识中未外化出的联想与想象出的“内文本”。“诗中画,画中诗”是体现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两个环节中的审美心理现象,主要是由主体的感知、移情、记忆、想象、联想等心理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     

清遗民研究的理论思考简

清遗民是有着复兴清朝,反对民国政体的政治立场以及恢复与赓续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文化观的群体,是道统与政统的双重维护者,在近代化中,这一群体并未从传统之“士”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对清遗民群体进行类型划分,既是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研究思路的体现。将清遗民作地域分类,可以看到他们政治文化选择的歧异。“租界遗民”的出现,则反应了遗民的时代性特征。“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分类,有助于分析“政统”与“道统”对遗民观念、行为的不同作用以及遗民个体思想演化的复杂性。就历史评价而论,“清遗民”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变”与“不变”的画卷中“不变”的一幕,也是历史发展中“反复”与“羼杂”的表现。对于这样的“反复”与“羼杂”的现象,应当通过“阶段论”、“类型论”、“内外因论”的多重评价标准来看待,以求对清遗民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论《老子》作为手段的“道”与作为目的的“德”的统一

“道”与“德”是《老子》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老子的“道”与“德”从根本上说是从手段与目的角度提出的。“道”的基本含义是“途径”、手段;“德”的基本含义是“得”,是获得。“道”在《老子》中区分为“常道”与“非常道”,“德”也相应地区分为“常德”与“非常德”。“道”具有消极的特性,“德”具有积极的特性,二者是消极手段与积极目的的统一。其统一的理论基础是矛盾相反相成的观点、循环论观点和自然之势不可违抗的观点。而春秋时代平民阶层所具有的负淘汰文化机制是其现实的生活基础。     

《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

《管子》认为“德”是“道”的产物即“道生德”、“德者道之舍”;“道”“德”本来是没有区别的“无间”,之所以把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为了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德”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那里,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形、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展示了《管子》法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的特色。     

道与理念——论庄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道”与“理念”分别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庄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两者有相通之处 :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含义相近。同时两者是相悖的 :“道法自然”与“理念命定一切”、“心与物游”与“艺术摹仿影子”、“心斋坐忘”与“迷狂回忆”,分别是庄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艺术特性及审美途径。庄子以“游”昭示世界本原、人生真谛 ,柏拉图以迷狂给理念世界寻找艺术的回家之路。     

对“创造论”的历史性清算——评马谢雷的《文学生产理论》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马谢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批评?”、“创造与生产”、“可言说的与不可言说的”、“意识形态和历史”、“镜子与实在”等命题,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本文就其“什么是文学批评”、“创造与生产”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简要探讨     

论墨子的“兼爱”精神

在墨子所强调的十项思想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中,“兼爱”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一项,而其他九项则是“兼爱”的深化与拓展。墨子所倡导的“兼爱”是指关怀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否与自己有血缘亲属关系,也就是指一种不分亲疏、不论贵贱、爱人如己、一视同仁的普遍的爱。这是一种与“交利”、“非攻”、“正义”、“自爱”、“天爱”统一的爱。墨子希望通过“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兼爱”精神来构建爱的秩序,以求达到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谐。     

论作者传记批评的发端及其意义--司马迁《史记》中的作者意识和作者批评意识的觉醒

中国史籍一贯保持作者传记批评的传统,从而形成中国文学作者批评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传记批评发端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屈原列传》和《太史公自序》通过立传和自传方式对作者创作构思、指导思想、文学观以及生平简介、道德思想进行记叙和评论,不仅为文学、文学家树碑立传,具有历史流传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欣赏与批评,形成了史籍中的作者传记批评传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作者批评模式的建立和发展。     

论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观

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的"疾虚妄"、"务实诚"的思想,是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一系列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则和方法.如真实、准确、独创的文学创作原则;质文相称的文质观;语文一致、通俗可晓的文学语言观;"实诚在胸臆"的作家修养观等.     

圣手也在这一面--朱自清文学批评论

朱自清文学批评理念是辩证全面的文学本体论。它承认文学作为本体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在他的批评活动中,贯穿着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充沛的现代观念,并因此而有效地实现了传统文学批评资源的现代性转化。朱自清的批评理念、批评方式和具体批评三者之间是多边互动与互渗的。朱自清在不失批评本职的前提下创造了美文式的批评。     

文化批评:当代文化研究的一种视野——兼论诺斯洛普·弗莱与F.R.利维斯的文化批评观

文化批评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既是对文学研究的发展,也是对文化研究的开拓。文化批评主要表现在文学的语境观和彰显文学的人文性和价值等方面。文化批评先驱诺斯洛普.弗莱和F.R.利维斯的批评思想都集中体现了这些主张。在经典文学以及文学教育方面,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在文化语境中观照文学、理解经典文学的作用并在大学教育中发挥文学的人文性等观点,推动了文化批评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发展。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文学思想探析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革命的、实践的批判理论 ,它以最终“跳出意识形态”为指向。马克思的文学批评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文学思想的实质是力图将文学作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宣扬无产阶级意识 ,以激发革命 ,彻底“跳出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之一。     

革命的姿态——对周扬上海时期(193l-l937)文艺思想的解读

周扬在中国现当代文论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上海时期(1931—1937)的文艺思想又为他的整个文艺观念奠定了基调。30年代,他认可了文艺与革命的紧密联系,并对两者关系中的方方面面有过细致的考查;他紧跟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潮;在这个时期,他表现出非常“革命”的姿态。     

吕祖谦的文学教育

尽管以理学名家，吕祖谦却对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吕氏家塾读诗记》、《左氏博议》等讲义和编辑《古文关键》、《宋文鉴》等选本，吕祖谦向学生鲜明地传达了他兼容文学与理学的教育理念，这对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他对选文的精心点评，对文章命意布局、笔法技巧的细致探讨，不仅成为学习者的最好教材，也成为文论的新体式，促进了散文批评的繁荣和散文创作的发展。吕祖谦出色的文学鉴赏力更推动了“唐宋八大家”称号的形成。     

心灵的细节存在的光芒——谢有顺文学批评的道路与学术风格

谢有顺的当代文学批评在学界独树一帜,他从中国文学的闭抑精神中追溯至传统文化的专制、奴役思想与存在大限,从而超越了细枝末节的文学具象,以存在主义的敏锐直抵文学的精神内核,显示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学术胸怀。谢有顺文学批评中的救赎精神、苦难意识与独立个性,对于当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人文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茅盾文学批评中的角色转换与内心冲突

民国时代,茅盾一直处在主流之外,其文学批评体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精神。随着自我改造运动的深入及身份的改变,茅盾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灵痛苦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文学与政治立场的代言人。其角色的转换过程,伴随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说,表现了茅盾在政治要求与文学规律之间难以两全的尴尬处境,以及与之伴生的心灵冲突。     

宋代文学研究三题

这是三篇各自独立的短文,第一篇对李泽厚关于苏轼人生思想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第二篇讨论古代文本中的思乡主题,指出诗中的家乡是一中彼岸性存在;第三篇谈南宋文学对享乐主义文化的批判。均从文本解读出发,切入点小,但关涉的问题颇大。后两题为古代文学研究中首次拈出,尤可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