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论前苏联20年代文学中的“同路人”现象

前苏联文学中的所谓“同路人”，指的是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是由托洛茨基于１９２３年首先提出来的。“同路人”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存在，是由“同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地位、同路人问题引起的重大争论和当局的干预、“同路人”的命运及其对国家文学发展的影响等几个因素决定的。“同路人”作家的悲剧命运，有其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原因。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过渡期”的香港文学

人们习惯于把1984年12月19日至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日的这一段倒计时数的读秒时刻，称为“过渡期”。在这历史的“过渡期”中，香港文学本身的香港特色日益鲜明，硕果累累，举世瞩目，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进入“过渡期”后，香港作为联结海峡两岸乃至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进一步加强了。香港作家立足香港，放眼于全球性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大文学圈，成为沟通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之间的文学桥梁，同时也是沟通五大洲所有的华文作家的一座桥梁。可以这样说：香港文学在“过渡期”的最重要的…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观与创作实践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主要是推衍阐扬儒学之义，这与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制约密切相关。作家用这种演义观念来左右小说创作，过分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价值，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给历史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     

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与“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

文学宏大叙事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作家在占有大量文学材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经验与宏大叙事结构去讲述中国故事，保证文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宏大的历史召唤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又积极推动了“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新时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能够历史地审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预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承担起讲述中国乡村大故事的历史重任。     

关于“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

很多专家、学者对"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作了明确的界定,但都不同程度存在些问题.笔者认为,"香港文学"是具有华人血统的香港作家用华文所从事的各种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文学因素;"香港作家"是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不管现在或以前居住在香港还是国外)最后的落脚点在香港、具有华人血统并用中文进行写作、曾出版过文学作品或经常在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包括文学评论和翻译著作的作家.     

台湾文学“悲情意识”的生成与演变

三百多年以来，台湾这块土地上反复上演着分离与回归、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悲剧，在这个历史场域中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笼罩着浓厚的“悲情意识”。这种情感的流露，既是文学创作者对本地区遭受的苦难的感怀与书写，也是台湾民众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反思与倾诉。这种情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苦难意识一脉相通，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但是，由于长期的分离和殖民统治，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了疏离感，再加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使当前许多台湾作家创作上出现狭隘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悲情意识”被过分渲染，拉大了台湾作家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距离，这些必须加以克服，才能保证台湾文学健康地发展。     

浅议“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历史成因及主流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经历过战争的美国作家聚集在巴黎。他们厌恶战争，对未来感到迷惘仿徨。他们的作品都融进了反战和对美国资产阶级失望的思想感情，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一派。此文尝试探讨美国文学史上“迷惘的一代”这一文学流派产生的历史条件、主流思想及其文学风格和代表作家     

“文学终结”与“人的文学”

当前对"文学终结"的反驳主要强调了文学作为写作—阅读活动的特殊审美价值,未曾提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基于"人的文学"的立场为文学的未来作出的有力辩护。"人的文学"从个人化角度出发来确定文学的自律及其独立审美价值,强调文学与其他公众性文化形式的区分,符合文学的历史常态,还与康德之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发展以及作家们的创作信念相契合。     

八十年代高校“作家班”探源

随着“作家学者化”口号的提出，八十年代多家重点高校都开设了作家班，在为中青年作家提供文化深造机会的同时，也在推动文学发展及教育革新方面收获了很多宝贵经验。认真探究80年代高校“作家班”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由，对于我们今天应对文学、教育领域的一些问题还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外在背景和文学自身两方面入手，在梳理高校“作家班”演化经历的基础上对其产生原因及影响加以探析。     

论严歌苓的“文革”叙事

旅美作家严歌苓热衷于书写中国大陆的"文革经验"。这些小说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之间建构了其独特的"文革"叙事空间,并塑造了此一空间下生存着的女性群体。这样的写作姿态彰显了离散作家严歌苓的文化身份追寻的写作意图。     

当代日本文坛对文学家“战争协力”的反思——评安田武的“论山本有三”

“二战”期间日本文坛经历了文学史上最堕落、最令人窒息的历史阶段，四千余名作家加入了“文学报国会”，为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呐喊、鼓吹。如今70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关于文学家“战争协力”的反思却并没有停止。日本著名评论家安田武从作家“资质”和民族“特质”入手，描绘了著名国民作家山本有三由“抵抗”到“堕落”的轨迹。对安田武的“论点”进行辩证分析，有助于了解日本文化精英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有助于探究日本文坛至今还没有明确文学家战争责任的缘由。     

尼日利亚的“后殖民小说”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欧美作家执世界文坛之牛耳，欧美发达国家的白人文学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主流文学。然而，纵观最近几十年来世界文坛的发展趋势，西方白人文学的垄断地位正在逐步被打破，第三世界的“后殖民文学”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后殖民文学”范围太大，本文只能从其中选取一个极小的“点”，对尼日利亚英语小说作非常概略的介绍。尼日利亚1914年沦为英国殖民地，于1960年独立，70年代成为非洲最大石油生产国。80年代世界市场油价剧降，使尼日利亚经济状况恶化，政治局势动荡。尼日利亚有250多个部族，主要民族语言有豪萨语、…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元明清时期“三江源”文人文学初探

元明清时期,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江源"文人文学,这些作品或是本土作家在三江源的土地上创作,或是三江源本土作家在外地创作,作品既与中原主流文学血脉相连,又有自己的个性气质,蕴籍着乡关之思、个人苦闷、肩负重任、为国戍边、关注批判现实、展现乡风民俗等多层面思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三江源文学和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材料。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文学主题在后现代的断裂与延续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作家围绕南方独特的历史意识、家族传奇和地域情结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了历史/家族/地域三位一体的经典文学主题,开创了南方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局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方"新生代"作家用后现代的"含混性"、"间断性"、"多元性"、"随意性"和"反叛性"等方式对南方文学主题进行颠覆与改写,使南方文学的传统主题面临着"断裂"与"延续"的危机。     

论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

作为中国文化中深富道德和权威原型意义的“父亲”形象，曾被五四先驱者们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充分揭示“父权”及整个封建思想的残酷、冷漠和腐朽，一度是五四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后，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中一部分作家作品继续沿着五四文学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将“父亲”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来批判；一部分作家作品则感应着“红色三十年代”的革命情绪，将“父亲”作为政治的和阶级的代表来表现；一部分作家则着眼于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     

“根”的追寻──澳门土生文学中一个难解的情结

澳门近400年来的历史，产生了一个澳门土生葡人族群。19世纪就有人收集过他们的歌谣。20世纪40年代起陆续出现了一批澳门全生作家，并创作和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诗歌和小说。本文试图从澳门土生对自身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焦虑情结入手，探讨澳门土生文学中澳门土生的边缘心态，让人们了解在中葡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产生了怎样的土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