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与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511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失范及其矫正——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

村组干部是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到位的实际担当者。运用街头官僚理论审视后发现,在乡村场域下,村组干部因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空间,导致了精准扶贫政策在乡村地区的执行扭曲,呈现出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替换性执行、扶贫项目精准安排象征性执行、扶贫资金精准使用隐瞒性执行以及扶贫措施精准到户附加性执行等失范表现。影响村组干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失范的原因主要有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的丰富性、村组干部综合素质偏低、乡村场域下政策执行环境的复杂性等等,鉴此,提出确立地方性规范、提高村组干部的综合素质、加强政策宣传和完善激励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以期寻求新时期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治理之道。     

农村贫困治理:可行能力、内生动力与伦理支持

贫困主体具有多样化,致贫原因具有多因性,贫困程度具有多层次性的差异。可行能力是人们获得各种资源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群体致贫的主要因素;内生动力是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的思想条件,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治理必须关注个体因素的差异,要给予不同贫困群体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差别对待必然涉及到公平正义问题,治理贫困有技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伦理问题,不能获得伦理支持,技术就会陷入具体情况复杂性带来的公正拷问。伦理支持是一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一种治理路径,农村贫困治理要以公平公正的伦理关怀精神,精准识别贫困户,精准采取扶贫措施。     

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股份合作扶贫开发机制研究——以贵州省六盘水市为例

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贵州省六盘水市,积极探索股份合作扶贫开发机制,创新开辟了以股份合作为核心的农村"三变"改革,并将"三变"改革与农村精准扶贫紧密结合,总结提炼出一系列先进的经验与做法。同时,在"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中,面临精准扶贫成本高、难度大,贫困群体主动意识不足,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体利益矛盾,贫困群体缺乏必要的风险保护机制,对承接"三变"改革的经营主体缺乏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为深化"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提出建立"三变"改革与精准扶贫的联合工作机制、贫困群体股份联结的受益机制、贫困群体权益保障机制、完善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完善金融扶贫机制的对策建议。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基层扶贫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以遂溪县扶贫干部为分析样本

基层精准扶贫的成效直接决定了我国能否如期全面地实现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支专业化的扶贫人才队伍,是壮大扶贫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随着"因村派人精准"思想的提出,基层扶贫干部的选派逐渐趋于合理。但通过在基层的调研中发现,某县扶贫队伍建设中仍存在着无效会议、文件材料过多等形式主义,行业部门扶贫干部效率低等现象。当前的基层政府必须重视扶贫队伍的建设问题。提升扶贫干部的政治素养,扶贫材料的精准化,行业部门间沟通机制的精准化。以此打造一支专业化、精准化的强大扶贫队伍,为全国的精准扶贫工作注入不竭的动力,助力国家顺利实现精准脱贫目标。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对扶贫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从农村贫困群体对扶贫政策认知的角度出发,考察其对现行扶贫政策的满意程度.基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农村贫困群体的年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导致贫困的原因、对政策的知晓程度、扶贫过程存在的不公平与脱贫后又返贫的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满意度.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定性与定量分析,认为目前救济式扶贫的成效高于开发式扶贫的成效,遏制“返贫”是提高挟贫满意度的关键.提高农村贫困群体对扶贫政策满意度,要继续加大开发式扶贫力度,加强挟贫政策与相关配套措施的衔接,建立帮扶基金帮助困难群体参加社会保险,加强监管确保扶贫公平性等.     

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连片特困区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与机制优化

审视我国扶贫工作由普惠性扶贫逐步转变为精准扶贫、竞争性扶贫的历程,明确当前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贫困群体社会剥夺感增强、特殊群体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变革等挑战,剖析连片特困区致贫因素与政府减贫行为选择,明晰扶贫政策异化、政府减贫行为与资源配置机制的路径依赖、中间力量的利益阻隔、贫困主体对接能力不足、公益扶贫社会氛围有待改善等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基于双边市场理念进行扶贫供需平台协作机制、驱动机制与发展保障机制设计与优化,以增强扶贫行为针对性,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推进扶贫目标实现。     

精准互嵌型政企扶贫合作模式之构建

在精准脱贫中,政府与企业的有效扶贫合作十分重要。政府与企业在合作促进精准脱贫的过程中,因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的政企扶贫合作模式存在表层化及目标与行动的偏离性问题,亟须加以矫正和转变,探索和实践精准互嵌型的政企合作新模式十分必要。精准互嵌型政企合作新模式的特质在于,以贫困农民脱贫需求为中心,以贫困农民实质参与为要件,实现政府与企业实质性、精准性的互动联结,进而走向目标精准、策略共决、利益共享及资源充分整合的深度合作状态。然而,精准互嵌型政企扶贫合作模式的发展在实践中受到利益诉求、政策制度、合作程序及合作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为此,应通过利益目标调适、制度完善、程序优化及环境系统建设等措施应对现实困境,以实现这一新型扶贫合作模式的构建。     

“精准脱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研究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到后半程,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比较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群率先实现贫困摘帽,但在脱贫攻坚的最后时期,剩余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脱贫难度更大。脱贫攻坚是为了实现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与减贫存在内在理论逻辑关联。包容性发展理念为扶贫政策的优化和调整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农村低保和扶贫财象动态管理机制研究

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是新时期我国农村两项重要的社会救助政策,如何实现贫困对象的动态管理是目前制约两项制度顺利实施的一大难题.对重庆市贫困地区的调研表明,农村贫困对象识别存在偏差,贫困对象分类不够明确,扶持措施缺乏针对性;“福利依赖”和“贫困陷阱”现象突出,受助人口退出难;部门之间缺乏协作与联动,扶贫资源供给分散.应基于贫困对象识别机制、贫困对象分类救助机制、贫困对象自身“造血”机制、动态考核与退出机制和部门联动与资源整合机制构建科学高效的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系统,对贫困对象进行科学、规范管理,实现“应保尽保、应扶尽扶、应退尽退”的目标,提高两项制度的运行效率,维护制度的公平性.     

新发展阶段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中的返贫风险及其防控机制构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叠加推进的历史交汇期,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关乎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由于脱贫人口抗风险能力薄弱、环境风险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和 自然灾害频发、后续生态产业发展动力缺乏、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因素,导致农村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存在着很大的返贫风险.促进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有效防范农村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中的返贫风险.要激发市场益贫机制,增强农户对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建立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机制,夯实乡村振兴发展生态基础;增强脱贫农户内生动力机制,提高脱贫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全农村生态补偿机制,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完善脱贫长效保障机制,增强脱贫人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能力.     

青海省海南州藏区特殊类型扶贫攻坚研究

海南州藏区集中了青海藏区所有贫困的类型、特点和困难,藏族人口在全省六个自治州中占比最高,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生态地位、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其整体脱贫对于推动青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维护青海藏区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海南州藏区特殊类型扶贫攻坚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创新机制、精准扶贫"作为扶贫攻坚的总要求,通过理念创新、政策整合、特色产业培育、拓展完善扶贫开发方式、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教育培训扶贫力度、强化工作责任制等举措推进整体脱贫。     

青海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激发贫困乡村发展活力和贫困群众脱贫动力,对改善农村宜居环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直接增加群众收入、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青海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的路径,以期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城市贫困群体脱困对策探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带来的影响,城市贫困群体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笔者认为,做好城市贫困群体的脱困工作,必须在完善城市扶贫政策,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疏通利益诉求渠道,实现社会良性流动;提高自我脱贫能力,防止城市贫困“代际传递”;建立扶贫检测体系,强化就业安置力度方面下工夫。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重度残疾人扶贫问题研究——以河南省上蔡县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为例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重度残疾人贫困家庭脱贫是脱贫攻坚战中难啃的硬骨头。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理念和治理策略可以运用到精准扶贫实践中,并有四个分析维度,即目标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职能整合。河南省上蔡县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是整体性治理运用到精准扶贫的创新典范,具有可复制性,可以从健全机制、统筹资源、提高标准、明确责任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提升。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