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曾巩交游由亲到疏原因考

王安石与曾巩一度相交甚为亲密,曾巩曾向欧阳修几度推荐王安石,两人唱和诗文亦不少。但在两人晚年却相交甚疏,其事一直为后人所关注。究其间原因主要在于两人的政治见解、学术志趣的差异及王安石性格执拗等方面。     

友情篇——王安石、曾巩相互寄赠之诗作译注

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江西籍的就有三家;在三家之中,属抚州地区的又有两家,即王安石(1021—1085 临川人)和曾巩(1019—1083 南丰人)。 在文学史上,流传着不少友谊的佳话,王安石和曾巩的友谊即是其中动人的篇章。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变法中,曾巩较任何人都更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和王安石既是同乡,又是挚友,曾、王二府又是姻亲;另一方面,作为门生后学,曾、王,二苏都为欧阳修、杜衍、韩琦等一辈老臣所赏识与器重,再则,其弟曾布又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是熙宁前后复杂政局的一位重要的知情者,他对变法的态度,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在当时的士人中就显得更有代表性。考察这些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熙宁变法的意义与得失。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曾巩、王安石、陆游寺观记探微

记体文在宋代获得较大发展,数量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更具文学散文的色彩.曾巩、王安石、陆游为后人留下百余篇记,其中寺观记约占四分之一.三家的寺观记体现了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曾巩、王安石均有排斥佛老的倾向,但王安石远不如曾巩态度鲜明,且有以佛语作记的现象.陆游之记则不纠缠于经义,多具现实特色.就艺术风格而言,三家寺观记也各具特色.     

智对动物联

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朋友聚会,言谈之间,他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有所抨击。一次,苏东坡回京办事,王安石请他到后花园,说：“东坡兄,今天我们不谈政事,专谈楹联好吗？”苏东坡微微一笑,说：“请王大人赐教。”     

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經济

一問題的提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在封建政治中是少见的。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激烈冲突和争论,新法实施过程中有过急剧的反复,稍后蔡京之流又假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危     

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自20世纪初以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除了少数学者，如邓广铭先生曾明确指出“新法的被推翻不等于新法的失败”,学界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王安石变法未曾失败这个问题。本文揭示王安石及其变法被否定、污名化经历了元祐更化的政策否定、绍兴初期的亡国元凶论和南宋中晚期的儒教异端论三个阶段，并从七个方面较为全面地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温厚平和 含蓄深沉——论曾巩散文的情感特征

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由于其散文的平正温雅而别具一格。曾巩在散文中表现出温厚平和、含蓄深沉的情感特征,既不同于欧阳修的深情绵邈、感慨淋漓,也不同于王安石的果敢斩截、刚直峭激。这种散文风格的形成与他在散文中表现的感情有很大关系。曾巩散文的情感主流是温和含蓄,很少激情洋溢,这是形成其散文平正温雅风格的重要物质前提。淡化情感、注重平衡式抒情或说理是他化解不平情感的具体手段。     

沈遘的使辽诗初探

沈遘是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的从侄,皆属钱塘沈氏。沈括与沈遘主要活动在神宗朝,有别于以欧阳修为首的嘉口名士与苏轼主盟的元口文人集体,属于王安石新党～派的作家,沈遘在北宋中期享有文名,梅尧臣、王安石、苏轼、曾巩、黄庭坚等多与之酬唱,实为一代名流。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

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庆历元年他始识欧阳修时,欧便“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次年曾巩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说:“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惋惜抱屈之情,溢于言表。他并认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他曝书得王安石《许氏世谱》,忘其谁作,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巩是曾子固所作。”(《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无独有偶,在知贡举时,他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译注

【说明】北宋著名法家王安石,为了增强国力,改变国贫兵弱的情况,抑制大地主势力,抗击辽和西夏的侵略,在宋神宗年间,以“三不足”的精神实行变法。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司马光,不择手段地进行阻挠和破坏。他要求宋神宗赵顼取消新法,恢复旧制;又给王安石写信,用孔孟之道对王安石进行攻击和威胁,对新法进行肆意的诽谤和歪曲。面对这种猖狂进攻,王安石毫不畏惧,写下了这封《答司马谏议书》,同司马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王安石对司马光加给他的所谓四大罪状逐条驳斥,并且揭露了顽固派那种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固守大官僚、大地     

王安国卒年考

王安国卒年有熙宁七年、熙宁九年、元丰初年等多种说法,实牵涉王安国晚年之仕历、官职及王安石、曾巩诸文系年等问题。结合相关文献,详加辨析,可推定其卒年当在熙宁九年末。     

曾巩《墨池记》与中国书法史论

在唐宋八大家之中,近百年来以王安石、苏轼最受重视,相对地说,曾巩是比较被忽视的。我当初钻研《隆平集》中的文章,也只是着眼于史料,对他的文风、修辞、论证诸方面的特征并没有给予更多的注意。但是,由此却发了通读曾巩所有作品的宏愿,由于其他的研究工作的关系,计划未能实现。看来也许只能浅尝辄止了。 话说回来,我对曾巩的兴趣迄未稍减,     

沙皇俄国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王安石

一千年前,北宋宰相王安石在国家深陷积贫积弱之际,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推行新法,这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虽不幸以失败告终,但王安石却为世人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拗相公"形象.早在十月革命,沙皇俄国人就对这位中世纪的东方改革家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值此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之际,探索沙皇俄国时期沙皇俄国学者对王安石研究的历程及特点,不仅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而且也有利于当代中俄学者在王安石研究方面开展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平正温雅:曾巩散文风格论

不同于苏轼的超迈放逸,不同于王安石的简劲果敢,也不同于欧阳修的温婉多情,平正温雅是曾巩文风最鲜明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散文的特色,与其说是语言艺术的成功,毋宁说是人生态度上的特点.可以看到,曾巩平正温雅的文章风格并不是孤立形成的,文章是其生命的有机构成,其创作风格必然与人生的整体态度相关联.因此只有将其文学创作的理念置于全部人生思考的背景中去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文章风格.曾巩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对儒学作出了合于自己人生态势的解读,也就是说,他的人生思考和行动轨迹基本对应着他对儒学的思考,他的文章则是他的思考轨迹在语言上的对象化,也是他生命形式的忠实展现.     

试论曾巩的目录序

曾巩一生给我们留下的11篇目录序,是他散文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书序三大家中,欧阳修以诗文序见长,王安石以经义序著称,曾巩则是以他的目录序受到世人的推重。清人方苞说:“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而此篇(《战国策目录序》)及《列女传》、《新序》目录序尤胜,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或称作“王安石变法”,或称作“熙丰变法”,笔者采用后者.因为:第一,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这十六年间,宋廷均行新法,其间王安石为相执政总共不到七年,大部分时间不在相位,第二次罢相后亦未尝操纵新法.第二,王安石是变法的倡议者、法令创制者和坚决推行者,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变法派其他重要成员,特别是宋神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重要.清人杨希闵曾谈到这点:“以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