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文质彬彬、情文并茂 ,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 ,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 ,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 ,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 ,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唐宋诗歌批评中的以“健”论诗

汉魏时期,原属哲学范畴的"健"被引入文学批评领域,自钟嵘《诗品》开始,原本专论文章的"健"被引入诗歌批评中。唐人标举刚健骨力的诗学思想,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劲健》和杜甫诗论是其中的代表。至宋代,"健"成为诗学常用术语和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其诗学意义也得到了集中诠释。以"健"论诗,是"以文为诗"创作倾向在诗学批评领域的反映,也是《周易》倡导的"健"美及其代表的道德人格精神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同时还与唐宋文人学杜、尊杜意识的加强有关。     

“新与旧的适应”——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对中国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独具个人艺术特色的象征主义诗歌,给当时的中国诗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向“理想秩序”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     

先锋诗歌“反语义”写作研究——以杨黎为个案

在对早期非非形而上学追求主题的继承下,杨黎颠倒了文化语言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的主从关系,通过对语义的取消或抑制,突出了对能指声音和语言的"逻辑形式"的清晰呈现,从而导致了相对于以"内容"为诗歌本体的传统诗学观念的不同的诗歌本体追求。在杨黎那里,诗歌写作完全变成了诗人一种对语言的体验。作为先锋诗歌反语义写作的典型代表,杨黎的诗学探索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也直接导致了诗人与读者的隔阂。     

虞山二冯诗歌评点略论

明末清初的虞山二冯是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和专门化的开风气者,清代诗学研究者对二冯诗学的渊源及宗尚虽已有一些研究,但二冯诗学的学术特征,即从文本的校勘、辑佚、考订入手,由文本研究推广到诗史研究,通过诗史研究和选本评点来表达自己的诗歌观念的方式,尚未被触及。本文从二冯批点的《才调集》《玉台新咏》《西昆酬唱集》《瀛奎律髓》等选本入手,论述了二冯在校勘、整理古代诗歌文献方面的贡献,同时分析了二冯诗歌批点的特征,对二冯诗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对清代诗学的影响做了初步的揭示。     

从《诗品》“曹植”条看钟嵘的诗学理想

《诗品》＂曹植＂条里包含了其诗学理想的一些重要方面,钟嵘以对曹植五言诗歌的理想化评价实现了他的部分诗学理想。钟嵘认为诗歌的本体应该以情为命脉,＂情兼雅怨＂,将高雅的士大夫文学和民间以悲为美的俗文学相融合;诗歌的体貌应该＂风力＂与＂丹采＂兼美,亦即把五言诗歌刚性的＂质＂与柔性的＂文＂结合在一起,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起来,让＂雅＂与＂怨＂、＂文＂与＂质＂得到高度的统一;而具体到＂雅怨＂、＂文质＂内部,则可以发现钟嵘的诗歌批评准则：尚＂雅＂重＂质＂。     

论诗歌的文化学研究--兼谈"文化诗学"等问题

本文从"结合文化背景研究诗歌"和"以诗歌为材料研究文化"两个方面论述了"诗歌的文化学研究"这一课题,由于当前讨论的"文化诗学"概念对中国原有的为人熟用的"诗学"概念产生挤兑,因此本文也在这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诗“味”看崔滋对诗歌审美特征的认识

在朝鲜诗学发展史上,崔滋以朝鲜诗歌作为批评和研究对象,对诗歌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对诗歌的审美特征"味"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提出了重要命题"有味不如意尽";二、提出了"象外之气"说;三、注重诗歌"味"的整体性.     

唐诗选本与晚明诗歌思潮

晚明时期以公安派为代表兴起的性灵诗歌思潮是明代诗学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唐诗选本为切入点,以李栻《唐诗会选》,钟惺、谭元春《唐诗归》,陆时雍《唐诗镜》,李沂《唐诗援》等几部唐诗选本为例,通过对其序、评及具体选诗的分析,进一步认识晚明诗歌思潮的产生及影响。     

《女神》中的“太阳”与“月亮”

郭沫若的《女神》中有许多关于太阳和月亮的意象,太阳意象体现了一种"壮美",接近西方诗歌风格,是诗人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突破;月亮意象则体现出诗人对于传统诗歌"静美"的继承性。《女神》之中"太阳"与"月亮"同辉,"壮美"与"静美"同在,这跟郭沫若重视"诗意诗情诗性",不斤斤计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有关。     

“为自己制最合自己脚的鞋子”——戴望舒《望舒草》无韵自由诗中的内在音乐精神

戴望舒诗集《望舒草》所建构的无韵自由诗体正是诗人"为自己制作最合自己脚的鞋子"。在向法国象征派借鉴和探索的过程中,戴望舒以极大的艺术热情找到了法国象征派和中国传统诗学的契合点——诗歌内在的音乐精神。     

论“透彻”及其诗学意义——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中心

“透彻”一词具备丰富的诗学意义，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它具有诗歌表意之明晰深刻、妙悟后之境界，以及盛唐诗境之特点三层含义。严羽在“妙悟”“兴趣”等概念之外，更借助“透彻”,将形而下的诗歌修习与形而上的诗歌悟解绾合起来，使其诗学更牢固地立足于“吟咏情性”与盛唐气象之上。通过对“透彻”这一语词的内涵及演变进行考察，能对严羽的相关诗学概念和诗论体系有更新的审视，同时也可以看出“透彻”同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与诗人学诗工夫论的关联。     

中日文学的交融与诗学因缘

中日两国诗学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日本诗歌在奈良时期受中国诗学及唐代诗歌影响草创发端,以《古事 记》、《怀风藻》和《万叶集》等为代表的日本古代书面文学均有受中国古代诗歌影响的明显痕迹。这些诗文集大约产生于 公元8世纪左右,当时正值中国唐代诗歌的繁荣时期,也是中日文化交往的鼎盛时期,很多日本学问僧来中国旅居学习, 并将唐宋诗引入日本,从而促进了日本诗学的形成与发展。     

古典主义诗歌的“复兴”及其“特殊武器”--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管窥休姆的诗学观

托马斯·厄内斯特·休姆是英美现代派诗歌运动的重要奠基者,但由于学术界对其思想体系特别是诗学观认识不足等原因,致使休姆未能享有其应有的“先锋地位”。休姆的诗学文论中影响最大的要属《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因为这篇文章暗含休姆主要的诗学思想。因而,解析休姆在这篇文章中所阐明的诗学观：一方面,他预言了古典主义诗歌的复兴,并表明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他还阐明了“联想”这一古典主义诗歌复兴的“特殊武器”,优于“想象”的原因。笔者希望这一解读有助于宏观把握休姆的诗学观,对确立其在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之先锋地位亦极具意义。     

合著黄金铸“子建”—— 论曹植诗歌的艺术贡献及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曹植长于五古,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诗坛的牢固地位,曹植擅于抒情,并以强烈的抒情性和丰富、精湛的抒情手法,使中国诗歌结束了在抒情与叙事间的左右摇摆而一头扎向抒情一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改诗歌质素简朴的诗风,确立了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格和文和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这三大艺术功勋,奠定了曹植“一代诗宗”的崇高地位.     

从《诗经》里醒来的美学刺猬——张蜀恒“诗歌评书”的声音诗学考察

在内蒙古汉语诗歌写作群体中,诗人张蜀恒绝对是个异类。张蜀恒对＂诗歌＋评书＂的立体诗歌范式进行了先锋实验,主张＂诗歌评书＂的表演技巧主要有嗓子活、面子活、身子活等。本文就张蜀恒＂诗歌评书＂所表现出的声音诗学,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诗人不自觉的回到诗歌最初的形式尝试,以及与《诗经》的诗学关联;二是以方言入诗的＂以暴制暴＂问题;三是诗人介入生活的努力,即加大诗歌表现的民生容量。从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了张氏声音诗学的独特魅力。     

独出机杼,烛照深微——评李壮鹰《中国诗学六论》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且不说文字产生以前我们祖先用来口头交流的韵语歌谣,就算从文字产生后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算起,这样的说法恐怕也毫不为过.那么,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之主体的诗歌,它究竟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诗人写诗的目的是什么?作为读者的我们,又该如何去鉴赏一首诗歌?……这一系列的问题,引起了历代文人学者的注意,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古有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近有程兆熊的《中国诗学》、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袁行霈等的《中国诗学通论》等等.在这众多的诗歌研究著作中,李壮鹰先生的《中国诗学六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部.     

无边的“草根诗学”——兼论“草根诗歌”成为诗歌流派的可能

李少君在诗歌界大力倡导“草根诗歌”,提出了“草根诗学”这一理论主张。但这一诗学观念由于不断扩容,导致自身边界漶漫模糊,成了无边的“苹根诗学”;再者,“草根诗歌”作品风格差异杂糅,难以形成大体一致的诗学风格。“草根诗学”的提出和倡导在与“中产阶级写作”的对峙中有其积极意义,但至少目前看来,“草根诗歌”还很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来看待。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元代题名“诗学”相关著作及其诗学史意义

元代题名“诗学”相关著作出现在宋、金以来“诗学为专门”的学术背景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讨论诗歌学问之“诗学”概念的生成和使用情况。由于其主要的生成场域是在诗歌教习中，因此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诗学”一词形成“有关诗歌所有学问”的内涵以及“开放性”的外延特征。同时，教习性质也促成元代这类著作采用汇编式的编撰形式，体现出综合性的诗学形态，不仅对明清此类著作影响甚大，也由此塑造了古代诗学服务面广，内容可以不断丰富，体系可以逐渐完备的品格。从这一角度来看，不能因这些著作内容和形式上的缺陷而忽视其实际的诗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