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权改革:如何使“双重属性产权”并行不悖

森林资源广泛的经济价值使国内外关于林权界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意义的产权上,而林业资源无法替代的生态功能决定了它有着不可忽视的环境产权特征,两种产权范式具有不同的目标、追求与结果．如何使双重产权并行不悖,是中国林权改革的重大问题。为此,通过对双重属性产权不同的人格化代表、不同的效率目标及不同的功能定位分析,探讨了如何通过制度构建将林权经营放在共同遵守的经济秩序与社会规则中,以实现双重产权的相容互盈。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基于“利益”视角下的“两免一补”政策分析

＂两免一补＂政策是我国政府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政策。主要内容是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学杂费,免课本费,补生活费＂。国务院决定：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这项政策有效的推行实施,将有利于全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的发展,对国家、社会、个人都具有利益。本文回顾了国家对义务教育的政策历史,分析了义务教育政策并进行了＂两免一补＂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提出了推进＂两免一补＂政策实施的建议。     

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法律问题研究

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是解决林区＂两危＂,建设林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林业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平衡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针对国有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法律缺失的现状,研究了产权改革的法律模式,提供了产权改革的法律原则,分析了产权改革法律程序的重要意义,概括了产权改革的物权依据,构建了产权改革的纠纷解决机制,为产权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法律基础。     

山西省翼城县村务公开 “难点村”治理工作探讨

村务公开作为农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是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是构建和谐农村的有效途径。＂难点村＂治理是为村务公开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山西省翼城县为例,结合＂难点村＂治理工作,分析了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生态治理“简约化”的实践与反思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以河长制为典型的分层级行政责任制的自然资源治理方式成为典型方式，并且在其他自然资源领域也开始实施，呈现出一种“简约化”治理的特征。从自然资源产权角度比较河长制与林长制的实施，认为不同的自然资源因其产权结构的差异，在治理机制的适用上往往会有不同，简单借鉴河长制形式来治理森林资源会出现“空制度化”的现象。在此基础上，认为应重视自然资源的产权复杂性，实施多元的国家、市场、社区治理机制。     

公共治理视野下环境治理方式的转变

中国当前的环境治理陷入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政策失灵困境,传统的行政主导型环境管理模式、环境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环境资源产权难于界定、政府管理＂碎片化＂和地方主义是导致环境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在公共治理视野下,构建环境治理的主体多元化格局、建立环境治理的区域联动机制、改革政府职能、发挥公民环境治理的基础性作用,是破解环境政策失灵的有效治理方式。     

市场理性、产权与海洋生物资源管理--兼析美国北太平洋渔业私有化之逻辑

新自由主义及其倡导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正逐渐成为海洋治理的主导模式。最近五十年间 ,不同学科领域的许多学者围绕海洋生物资源管理展开了系列辩论 ,其中 ,共有品问题一直都是争议焦点。受此影响 ,海洋渔业新自由主义在形式和历史上也就明显不同于“泛新自由主义”。以渔业资源的共有品性质对诸如过度捕捞和过度投资一类问题的影响为研究重点 ,导致了“明晰界定产权 ,创设市场激励 ,是确保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这一共识的形成。这表明 ,新自由主义渔业治理方法并不完全是“转向基于市场的治理”这一更大趋势的简单外溢 ,而是受到了以往的渔业政策一直都集中于如何界定产权来“封闭海洋”这一思维取向的影响。这里所说的产权包括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和私有产权     

论建设学习型社会与“农村两种教育”的融合

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农村学习型家庭都是为了民族兴旺、国家兴旺、人们幸福安康。农村成人教育学习型家庭教育同属于终身教育,是建设新农村的必要条件。＂农村两种教育＂的＂两张皮＂现象影响了二者的发展与结合。正确处理建设学习型社会与＂农村两种教育＂的关系,使建设学习型社会与＂农村两种教育＂都迈上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3至5月,河南省＂福彩.中原人文讲坛＂举办了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三次学术报告和一次学术座谈会。卢晖临教授在分别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儒家文化的命运》《现代化之旅中的基层治理》《中国制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为题的学术报告中指出,我们应以＂同情式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反思＂来看待儒家的百年命运,以复兴我们的文化;20世纪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经纪统治破坏了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和资源;制度性安排使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在座谈会中,各专家、学者就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建设、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境地,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模式;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时不能忽视人们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内生性动力,且文化建设的中国路径问题应区别于侧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中国教育之＂病＂在于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压缩了教育功能;传统社会资本的破坏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社会的碎片化存在;社会组织的缺位使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企业缺乏责任伦理,政府则缺乏应有的人性化关怀和对历史的尊重以及理念要优于制度设计的执政思想。这次研讨和交流启示我们：应在延续传统中构建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并要有正确的方向、方法和心态等;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应凸显公民意识与责任意识等价值理性,在实践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善民生。此外,这种学术报告与座谈会相结合的学术研讨方式对于促进思想交流、推动学术创新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的借鉴与验证--以中国森林治理研究与实践为视角

立足于中国森林治理的现实状况,对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学派的主要理论进行梳理,着重介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Ecological-System,SESs)研究方法,提出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和由此拓展的森林研究网络体系,对中国森林治理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森林治理应力图超越市场和政府的缺陷,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推动森林产权改革、充分认识森林资源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特殊性的基础上强化、细化和有效化森林治理的机制和途径。与此同时,基于中国森林治理的经验,对于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进行验证,可以显示中国森林治理实践的理论价值。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乡政”与“村治”的博弈过程及其关系调适

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解体,乡政村治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即国家在乡镇设立基层政权,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在乡镇以下的村设立村民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乡政村治格局的形成,是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探索,二者应该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在各自管理职责之内,形成推动乡村治理不断前进的良性互动。然而,乡政和村治却形成了一种博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每每产生不协调乃至冲突,阻碍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和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分析乡政和村治争取控制和自治的动态过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     

论小区物业共有权的性质

传统民法将多层公寓的权利结构解构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共有权和专有权＂,这样的解构没有＂小区物业共有权和专有权＂来得准确、简洁。既有的对小区物业共有权的定性,都无法准确解释和处理小区物业共有权中的财产关系,因而不具有合理性。小区物业共有权的平等性、完整性、开放性、民主性和客体的永不分割性,与集合共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将小区物业共有权定性为集合共有,既符合学理又符合现代社会生活之实际需要。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英汉语言中“白”与“黑”的词义比较分析

在英语和汉语共有的九种基本色彩中,＂白＂与＂黑＂是不同于其他七种色彩词（红、绿、黄、蓝、褐、紫、灰）的两个无彩词。这两个词的词义在两种语言中表现出共性和个性特征。本文试从共性和个性角度对它们的词义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有助于理解两种语言存在的共性和个性。     

“风水第一村”的生意经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梅窖镇的三僚村,有＂中国风水文化始祖地＂之称,也被人们称为＂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千百年来,这里走出了几十位宫廷钦点国师,北京故宫、天坛、明十三陵等的选址和修建过程中,都有三僚风水师的身影。顶着祖上荣光,看风水成为三僚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不二法宝。在这里,八成家庭靠风水吃饭,目前村里共有200多位＂风水大师＂常年奔波于赣、闽、粤、港台地区,替官员、老板、名人看风水。有人曾在过年回家时扛了一蛇皮袋的现金,＂不用说,这比种田打工强多了＂。三僚村,这是怎样的一个村子？从三僚风水师鲜为人知的生意经中,人们能解读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两个民族”理论与印巴分治

＂两个民族＂理论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社会的一种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巴基斯坦的立国之基和印巴分治的推动力量。以阿赫默德汗的＂穆斯林民族论＂、伊克巴尔的＂穆斯林国家论＂和真纳的＂两个民族、两个国家论＂为思想基础和主要流派的＂两个民族＂理论是巴基斯坦立国运动的三大理论来源。作为英国落实＂退出印度＂政策的关键性步骤之一,《蒙巴顿方案》确立了成立巴基斯坦自治领的政治原则。随着印巴分治和巴基斯坦建立,＂两个民族＂理论最终实现了从早期穆斯林思想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到建立穆斯林民族国家的转变。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