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家园意识

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充分展现了社会发展变迁进程中伦理视角下人对乡土家园意识的多样化姿态,通过三重意识的并联,表现出作家小说叙述复调手法的创新。家园意识的多重复调表现为:一是从乡村走向城市双重身份下对家园意识的冷漠者;二是长期身居乡村家园意识的守护者;三是生长在农村又不甘于乡村生活的当下年轻一代,成为乡村家园意识的矛盾者。贾平凹在其作品中从多类人物视角多种层面阐释乡村家园意识,表现出乡村人物的丰富性,及乡土伦理变迁中人的家园意识的嬗变,同时也表达出贾平凹的乡土困惑感。     

河洛文化传承与台湾女性文学场域中的“家园情结”

河洛文化是指植根于河洛地区以农耕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家园情结这一角度切入,阐释台湾女性文学书写场域中的创作状况,分析中得出"家园情结"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且与大中原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同时表明文化认同的不可避免性和在文学创作中的普遍性.     

美国回族华人文学的家园意识

美国回族华人文学属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华裔少数民族文学,该支特殊的文学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美国回族华人文学的家园意识有地理家园和文化家园。美国回族华人文学的地理家园意识指向中国多地,文化家园意识有的指向族裔的宗教文化家园,有的指向中国传统文化,有的超越固定的文化形态指向一种精神的旅行。美国回族华人作家的家园思考也各不相同,白先勇在跨文化中重构家园,艾骊·马琳在跨文化中坚守家园,马兰在跨文化中追寻家园。     

从乡村到城市的迷惘——论新世纪两种乡土书写意识的矛盾

乡土小说创作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构成和底层叙事的标志。面向乡村与面对城市的两种乡土书写都表现了醒目的批判性:前者对乡土社会封建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揭示显示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后者则对城市表现了集体性反感,其批判主要指向城市道德。综合审视就会发现其间有个矛盾:面向乡村时能显示现代批判,面对城市时却表现了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意识。对象转换后出现的这种思想矛盾,蕴涵着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     

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郁达夫早期(1927年之前)的小说创作中,性观念上的矛盾与信仰的缺失凝聚为作家的死亡焦虑.他通过文学的想象暂时消解了这种焦虑,随之又在寻找英雄的过程中企图超越焦虑的威胁.这些对死亡的思考和书写形成了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独特的死亡意识.它不仅验证着"五四"启蒙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某种困惑,而且也为郁达夫创作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文学的"忧郁":契诃夫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俄罗斯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契诃夫式忧郁是理解俄罗斯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契诃夫式忧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成性影响,首先体现为一种内省式的审美思维方式,它将深邃的忧虑与隽永的诗意结合,在对忧郁"形而上"的"智性"愉悦中将现代人的精神矛盾以及个人内心深处的追求与失落、焦虑与向往等"惰性"表现得深沉含蓄.其次,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类创作秉承了契诃夫的"人无法承受普通生活"的主题诉求和沉郁凝重、清朗冷峻的艺术格调,在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描绘和对人类生存的洞察中言说灵魂的感悟,以此寄托忧患之意.再者,源于<樱桃园>的"樱桃园情结"是不少中国作家特定的审美运思取向和创作心理定势,众多的文学作品在对"樱桃园情结"的话语意蕴--"人类在世纪之交的困惑"的发掘中寄寓了深切的悲悯情怀,展示出忧悒深广的艺术韵致.     

新生代作家的"家园"情结

新生代作家已经写出了具有他们独特文学风格的“家园记忆”、“故乡情怀”。无论是在想象中书写“家园”的破败,凸现静观破败的现代派意蕴,还是以浪漫的笔调渲染故乡的美丽,寄托逃避成长的童心,他们的有关作品都丰富了“中国作家的家园记忆”的文学主题。     

现当代游记创作中的家园情结

“家园”是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主题,家园情结则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情结.在现当代散文创作中,当然也少不了家园情结.游记散文本应是对离开家园的游历过程的记载,但是在游记作家那里,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对故乡的描述,甚至对于家园、故土的描述占据了许多作家游记创作的主要内容.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作家们的生活态度、政治思想、社会意识密不可分,反映出的是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     

走向"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

"纯文学"意识的确立在现代中国经历了萌芽、发展和调整综合三个阶段,对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批判是其一以贯之的目的,但纯文学思潮在不同阶段仍然显示了对于审美和文学理想的不同理解.经过不断的自我反思,纯文学思潮最终把自己的文学追求定位于"审美乌托邦",既坚持了文学相对于现实功利的独立性,也保证了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精神追求的严肃性.纯文学思潮丰富了现代创作关于文学的理解,也促进了创作的繁荣,但由于理论的缺陷和时代的限制,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仍然是一种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理论.     

"美丽总是愁人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气质

忧郁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承载方式和生命体验方式.忧郁意识在文学中以审美体验形式出现时,便成为"美丽"的"总是愁人"的艺术化生命感觉.由于中西文明的形成机制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文学更倾向于悲剧性和悲剧意识,中国文学则主要体现出忧郁性与忧郁精神.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继承传统文学忧郁因质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性焦虑"并形成了特定的忧郁气质和基调,在创作表现上呈示出"契珂夫式忧思"、"川端康成式忧悒"和"维特式忧怨"等三种形态.不过,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全然没有悲剧性质素,因为忧郁意识的极致便趋向忧患精神并逼近悲剧意识,像鲁迅、北岛等作家的创作都体现出明确的忧患意识和或隐或现的悲剧精神.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农民工返乡创业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稀缺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的空间,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式.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中的融资难、政策支持不足、组织化程度低和经营环境差等问题,需要健全融资体系、出台税费优惠政策、构建创业平台和优化创业环境.     

庄子故里辨

关于庄子故里问题的考辨和讨论,迄今已出现了五种比较有影响的说法,即山东东明说、曹县说,河南民权说、商丘说,安徽蒙城说。这五种说法在地图上标识出来,可形成一个南北狭长地带,庄子一生活动踪迹大致不出此狭长地带,其故里亦必在其中。对这五种说法做进一步比较,可发现各种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都更多地支持东明说。因此,山东东明作为庄子的故里,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庄子漫说三题

庄子在我国文化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反响,具有重要意义。"(庄子)宋之蒙人"是屡见于两汉至唐文献的古说,当指庄子的里籍。把东明定为庄子故里,为考索庄子生平提出了新说,值得重视。     

高适籍里新证

关于高适之籍里,两《唐书》所载不详,历代方志所载,多有附会。故目前学界认为史志中所言"渤海蓨人"乃其郡望,而籍里已不可考。本文试图通过对高氏家族的起源流变,结合对现存唐时高姓墓志的考察,并就高适早期交游与诗文创作加以考证,从而认为其籍里当在洛阳。     

屈原故乡觅踪

屈原故乡应该在屈原诞生的郢都。古人却把秭归称为屈原的故乡,今人又将湖南汉寿考证为屈原故乡,新闻界人士周笃文教授从新闻炒作角度出发发布屈原故乡在临湘,使得国人对屈原故乡的认定愈来愈模糊,需要认真求证。     

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汪曾祺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在汪曾祺晚年关于精神故乡--昆明的写作中,体现着他个性化的小说观小说是回忆.同时,小说"追忆过去"式的叙述模式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萧红的小说世界

萧红小说浓郁的故乡情结、生命意识,反映了其小说世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悲剧美的艺术特色。作家对故乡深切的眷恋与怀念已超越时空界限,成为人们对人类精神家园永恒的追求与向往。     

晚清传教士生存状态分析——以林至诚牧师为例

林志诚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到后来通过自学并接受了基督教学说,再自觉地在家乡传教。作为一个农民,他成功地培养了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八个子女;作为牧师,他表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虔诚膜拜。他以他的魅力感染、教化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王邦直里籍与著述地点考辨

王邦直是明朝具有一定成就的音乐家与政论家,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与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定位置。但是,对王邦直的生平情况目前还知之甚少。借助方志与族谱等资料,对王邦直的里籍进行深入考证,根据翔实的资料提出王邦直祖籍即墨王乾,但他主要生活在即墨县城很可能就是即墨东关,并在此完成了《律吕正声》的著述。     

南华妙道何处修——山东东明县关于庄子故里问题讨论会综述

庄子故里何在,史籍不祥。全国一些高校和社科机构专家两次聚会山东东明,进行考察、研讨、比较和论证。认为:古代东明地域位于古黄河、濮水、漆水之滨;古漆国位于东明境内;东明在唐玄宗时被诏改为"南华县",南华县、南华山、南华观与"南华真人"、《南华真经》构成了东明特有的"系列南华";有关地方志及出土碑刻记载明确;东明有庄子嫡系后裔集中居住。因此,确认庄子故里在东明有多方面的直接的、间接的、可靠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