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知和意愿的实证分析——来自安徽省太和县农村调查的数据

农地产权制度问题的根本是其中的所有权制度。合理界定和安排农地所有权,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对农地所有权制度安排或设置的认知程度和真实意愿,它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源泉和基础。本文通过对安徽省太和县农户抽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就农民对农地所有权的认知和意愿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农地所有权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决策依据。     

城乡统筹视阈下现行农地使用制度的效应分析

农地使用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之一,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农地使用制度的创新和逐步完善等,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经济组织和经营模式创新、城乡体制一体化产生了一定的正效应。现行农地使用制度中存在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收益评估补偿机制不完善、农地保障功能过强等缺陷,对农地资源合理配置、农民城市化能力、农村人口城市化迁移产生了负效应。城乡统筹视阈下,笔者对现行农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建议有三点:一是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二是规范农地征管制度,改革征地补偿办法;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农地使用权益。     

印度土地制度效果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庞大的农业人口分享微薄的农业收入,印度表现为贫困问题,中国表现为农民收入问题。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度并不成功,50多年的持续改革也不能减缓贫困现象,因此中国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国有永租制”就是与城市土地制度相一致的土地制度,农地国家所有,农民享有永久使用权。减少承租农地的人数,同时把农业收益留给农业经营者是农地永久使用权制度的核心目标。     

马克思产权理论视域下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嬗变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以马克思产权理论为指导,围绕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改革目标,先后形成了土地产权高度集中的土地农民所有制与土地集体所有制、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初步分离的土地承包经营制以及进一步放活经营权的土地“三权分置”制。在不同阶段土地制度的嬗变过程中,交织了党对不同时期社会、政治、民生问题的现实考量与党在改革实践中对于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创新运用和丰富发展,也蕴含了党带领人民群众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基于马克思产权理论分析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考。汲取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中的精神力量,探寻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实践规律,为新时代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提供经验指导,明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逻辑。     

制度锚点、制度认知与农地制度实施

在对制度认知中,对制度锚点的正确认知至关重要。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制度认知主体类型较多、层次复杂,必然会产生认知偏差。对农地制度认知偏差的传播、复制带来多重效应,如对制度锚点的认知偏差可能产生锚定效应,偏差复制、偏差传播使偏差产生累积效应。这些效应不仅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行为产生冲突,而且还会使制度实施绩效远远偏离制度设计的预期。因此,在农地制度实施过程中,纠正不同主体以及人们对于制度的认知偏差,对于制度及时实施、高效率实施至关重要。     

从双层所有权着手突破农地制度改革的产权瓶颈

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两权分离以及由此形成产权上的双重残缺。这对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改良土地等都是不利的,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双层所有权意在对农地所有权进行田底和田面两个层次的分割,在分割所有权的基础上,赋予农民一种完整的农地产权,以此突破中国农地制度在所有权改革上的瓶颈。这对进一步促进中国农地流转,发展土地市场和农地规模经营以及推进中国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农民的泛国家意识与土地的类私有特征探讨——基于农民的认知视角

通过对近年来农村社会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知、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评价、对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的态度等与农民的泛国家意识及当前农村土地的类私有特征的复杂关系.指出农民的泛国家意识与当前农村土地的类私有特征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民对土地制度的认知,但两者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的调和考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农地使用制度的永佃权模式选择

农地上同时负载着国家、集体、农民三重利益,不同主体对于农地利益具有不同的诉求和不同的关注重点。就属性而言,农地立法既具有私法品格也具有公法的性质。因此,在农地制度的设计中,要同时考虑到这三种主体的利益平衡与协调。此外,还必须适应加入WTO之后国外高科技农业对中国农业的挑战。在笔者看来,农地使用制度的稳定需要赋予农地权利人物权性质的权利,永佃权无疑是一种较优的思路。     

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认知——基于对河北省T镇的调查

通过对河北省T镇的调查发现,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认知。农民对承包地的分配方式有比较肯定和一致的认知,但对承包土地履行手续情况认知的一致性较差,对土地承包年限的认知也相对较模糊。总体来看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持肯定态度,同时有近半数的农民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表示赞同。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认知较准确,但对农村土地非农使用的认知与国家法律政策规定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对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法律也并不十分了解。研究还发现不同禀赋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民,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的不同方面存在着差异。     

土地所有制功能与农村土地所有制创新──再论农村土地的复合所有制

农地所有制制度具有激励功能、配置功能、约束功能、保障功能和利益分配功能。通过对农地所有制创新方案即农地集体所有制、农地国有制、农地私有制、农地复合所有制制度功能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农地复合所有制即在农地社会（国家）占有基础上的农户（农民）个人所有制具有较优的制度功能优势。     

从种地到经营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即从种地到经营地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进入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首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生活空间解体导致年轻劳动力流失程度加重,作为生产空间的村落事实上逐步解体并引发传统农地经营模式转型;其次,“国家在场”与“资本下乡”不仅有利于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向财产功能转型,也是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核心机制;最后,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审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新三农”问题,则要求区别对待不同土地经营者“下乡”形成的多元雇佣关系,以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契机,“有条件、分步骤”推进中国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改革风险分配机制和制度创新利益分享机制,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需要制度创新

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于农业制度创新,包括农地制度创新、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户籍制度创新、农业投融资制度创新。农地制度创新是农民增收的基础,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是增收的关键,户籍制度创新是增收的重要环节,农业投融资制度创新则是增收的必然要求。     

海峡两岸农地制度改革比较与分析

人地比例高是我国台湾与大陆农业资源的共同特征。因此 ,制约人们对有限农地资源使用方式选择的农地制度安排 ,在影响两岸农地资源配置与农业发展中 ,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以 194 9年为起点 ,台湾与大陆由于经济制度不同 ,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农地制度改革途径 ,并且 ,各自的农地制度安排也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与客观经济规律运作中展示了利弊。对两岸历经 50年的农地制度改革绩效与弊端进行比较与分析 ,作为农地制度进一步改革与小农经济发展之借鉴 ,意义重大。     

中国农地制度 70 年变革: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为分析框架

审视中国农地制度 70 年的变革,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无疑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等不同发展阶段的农地制度,都可用两者的对抗、互溶以及转化,来加以讨论。 在农地制度的变革中,既有体制模式、发展战略、改革方式等正式制度因素,还有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家庭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它们共同作用于农地制度的延续与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回顾与展望

改革农地制度目前已成为理论界和决策界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回顾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地制度变迁的历程,结合当前的实际状况和农地制度尚存的不足,对未来农地制度的改革趋向提出了若干建议：明晰地权,将村民小组界定为农地所有人;稳定和强化农地使用权;完善土地登记制度,为农民确地确权;成立土地仲裁法院,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农地产权制度:农民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兴化市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从农地产权的五个维度郎所有权、转让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分析农民对现有农地产权制度的认知现状,并引入认知度指标总体反映农民对农地产权制度的认知程度,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民认知度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民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而且对农地产权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认知水平;农户家庭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特征以及家庭以外的变量构成了影响农民对农地产权制度认知度的内外部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探索的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演变,从中可将我国农地制度探索的经验总结为六大方面: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推动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坚持马克思主义集体所有制思想与中国农村土地实际相统一;坚持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统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地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尊重群众创造精神相统一;坚持打破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壁垒,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坚持强化农民对农地集体所有权的认识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相统一。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特征探析

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国不同阶段的农村土地流转特征及现阶段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农地流转法律制度的差异,认为中国农地流转制度经历了农地所有权自由流转、禁止农地流转、土地使用权限制流转和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四阶段的演变,正在逐渐向规范化、市场化、合法化趋势发展,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土地流转制度相比,中国的土地流转制度还不完善.因此,应借鉴美国、日本的先进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的土地流转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协调作用,规范农地流转市场,保障农民利益的公平分配,以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     

改革完善农地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城镇化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地制度及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外推力,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制由于以行政手段供地和缺乏农地流转机制,使得农民与农地关系凝固化,影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应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增强农业劳动力的排放力度,割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联系。并通过农地市场流转,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得到放弃农地权利的报偿或对农地投入的补偿,使其愿意放弃农地,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