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与左翼电影人的意识形态宣传策略

从电影生产的角度看,《春蚕》与电影人的左翼意识形态宣传策略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联系。影片以同名左翼小说《春蚕》为改编对象,其题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照应,且作者茅盾因《子夜》的出版备受认可,加上导演程步高实地考察养蚕过程,增强了电影的科学性和可观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房数量,从而扩大了宣传范围。在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夏衍有意地增强了革命话语色彩,以达到宣传左翼思想的目的。此外,左翼电影人还建立起电影的批评阵地,与刘呐鸥等人进行“软硬电影”笔战,更加扩大了《春蚕》的政治影响。     

从感性的热烈到理性的冷峻——《蚀》与《子夜》的比较并兼及茅盾评价

《蚀》与《子夜》是茅盾最重要的两部小说,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演进轨迹。在对二者的评价上,理论界存在着较大分歧。因此,从具体文本出发,就小说创作意图与作品实际内容不相符合的现象,结合茅盾的文学思想发展过程,才能对茅盾创作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大陆文学主流意识与海外研究者群体对于茅盾的评价,特别是海外研究者中那种"《子夜》主题先行、图解政治"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子夜》具有无法重复与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子夜》的叙事倾向和文学价值的再认识

《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对《子夜》的主题倾向和文学价值,过去和现在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识与评价。《子夜》实质上是现代的政治小说,其倾向和价值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符合政治文学的要求,应该予以尊重和承认;但同时《子夜》也存在由政治化追求和创作方法带来的失误与局限,它的政治小说的价值和局限交融并存,为文学史提供了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与教训。     

文本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文本——论茅盾三篇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

作为文本中的历史,《豹子头林冲》、《石碣》和《大泽乡》因茅盾的互文性虚构与重述获得了复杂深邃的思想内涵,但《豹子头林冲》和《石碣》对梁山意象与替天行道的消解却明显违背了茅盾的初衷,对农民起义表现的结果没有走向赞美反而成了颠覆。作为历史中的文本,创作初衷与实际文本之间的矛盾,《大泽乡》叙述上的断裂,《大泽乡》与《豹子头林冲》、《石碣》思想倾向上的对立,在构成这些小说文本内部与文本之间的艺术张力的同时,还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文坛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茅盾意识形态的暧昧与背离。     

涌动在《子夜》表层叙述下的多角恋爱民间结构

很多研究者在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会将注意力集中到分析外国文学思潮所产生的影响上,于是,便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个源头———民间文学。对于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以往的研究也主要是以社会剖析法对这部作品进行研究。但是,如果将研究目光重新回到文本,可以发现,在这部作品的阶级斗争线索外,还潜伏着另外一层来自民间文学传统的结构,这个潜藏在政治话语"外套"下的民间叙事结构,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于当时倡导的左翼"文学大众化"一种自觉的响应,另一方面则是将作品表面上的那种枯燥的意识形态因素弱化,扩大了作品的接受范围,增加了作品的活力。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     

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问题框架和实践尺度

意识形态的肯定性运用,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问题框架。在它的规引下,政治标准成为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判断文学实践的价值坐标。这造成了左翼文学运动实践过程中政治与文艺两种职能的失衡,展现了理想化的意识形态观念系统和现实的文学实践系统的巨大差异与历史悖论。     

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策略

我国政治文献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着领导人的语言风格和价值观念,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总会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因此,在政治文献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完整建构原文本的意识形态,如实地反映出原文的政治内涵和文化价值是译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初步梳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献文本翻译间的相互关系,以《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摘文为例,探讨了我国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建构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     

论《子夜》

一一九三二年六、七月间,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的第二章和第四章,分别以《火山上》和《骚动》为篇名,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二期上。翌年一月,全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子夜》的出现,引起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巨大的震动。不同阶级的人们对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左翼的理论批评家誉之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并且断言,“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纪录《子夜》的出版”(瞿秋白:《<子夜>和     

论1930年代“左翼”“进城”书写的“半殖民地”国家想象

1930年代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多采用政治、经济视角展开社会批判,尤其是"左翼"倾向作家的"进城"书写更为明显。王统照的《山雨》、茅盾的《子夜》《微波》、丁玲的《奔》、叶紫的《杨七公公过年》五篇小说构成了一幅1930年代的城乡"流民图",小说旨在揭露和批判支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外来资本"的"罪恶",呈现出"半殖民地"国家想象色彩。     

抗战语境下的国共之争:“《野玫瑰》风波”释疑

抗战时期,围绕陈铨《野玫瑰》的上演与获奖,重庆左翼文化界与国民党文化当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野玫瑰》风波"实质上是在独特的时代语境下上演的一部政治话剧。然而,据现有史料,对《野玫瑰》的批判,并非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发动,组织。时至今日,有必要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障,对《野玫瑰》及这次风波加以重新审视。     

茅盾的政治与文学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

茅盾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学抑或是偏重于心理与个人色彩的文学,即使从头到尾读透他那本内容详尽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仍然无法窥知其中奥妙.茅盾的最大专长固然是写小说,而他能够把同一个时代有体系地重新组合,使他的作品世界博得了“史诗”之誉.如果和传记方面的研究(例如:他在教育杂志界的活跃状况等)相互对照,比较容易断定他的创造过程,是中国革命之政治发展的中心结构的从属交数.本文从规律命题的途径出发,探索擅长于描写人物性格的作家(作品);也许以历史根据来讨论茅盾的政治与文学之相关性,能使这项探索有更新的发现.于是,如何为茅盾的代表作《子夜》定位就成为最值得注意的一环.《子夜》创作时期     

论茅盾创作《子夜》的心理背景

本文从有意识的政治功利心理和无意识的补偿心理两方面分析茅盾创作《子夜》的心理背景,探讨《子夜》的社会政治价值及艺术魅力得以实现的根本原因。     

从颠覆到建构——从《简&#183;爱》的多种解读看阅读的政治性

吉伯特和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琼.里丝的《藻海无边》都是对《简.爱》进行抗拒性批判解读的经典文本。作为批评家的读者,其抗拒性阅读有等级之分,建立在没有对话基础上的抗拒性阅读是主观臆想的霸权式阅读;从叙事与美学角度抗拒原文本意识形态属于理性颠覆阅读;通过建立自我叙事而形成的抗拒性阅读是建设性颠覆阅读。这三种抗拒性阅读的不同运作机制,体现出阅读的政治性。     

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王蒙小说《这边风景》的话语考察

小说《这边风景》存在着政治话语、日常生活话语和“小说人语”三种不同的话语。政治话语表达政治意识形态的声音,在文本中居中心支配地位。日常生活话语表达日常生活内容,总体上是对政治的疏离,但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在小说中居于次要地位。“小说人语”是作者在《这边风景》正式出版前于每章末尾所加入的一种回顾性反思话语,它实现了对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的反思和超越。多重话语的表达与纠结,表明了《这边风景》创作的复杂性。     

“铁军”与茅盾小说中的革命战争——军事史视角下的左翼知识分子精神历程考察

茅盾在《幻灭》和《子夜》等小说中,反复描绘了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派遣"铁军"继续北伐的战斗场景;而《子夜》却并未正面描绘1930年的"中原大战"的战争场面。茅盾小说对两场战争的不同写法,与他本人在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经历有关。也体现了对国共合作时期"铁军"北伐的革命正统性的认可和对国民党"中原大战"非正义性的反衬。而在《子夜》中,三十年代的民族工业家及"铁军"余部,正与当年的武汉国民政府有关。茅盾对他们的悲剧式写作,呈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左翼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左派从一度认可到最终失望的复杂精神演变历程。     

历史情境的跨越——对《白毛女》研究的透视与反思

从1945年代开始,《白毛女》文本的传播与再生产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以1980年代为界,《白毛女》的文本研究模式也经历了一个＂政治化＂评述趋向新时期以来的消解意识形态、＂去政治＂模式、从文艺形式的单个批评研究转向整体性的文化研究态势。论文结合中英文世界关于《白毛女》不同文本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总结与梳理、反思与展望。     

《人民文学》:1976

在政治风云剧烈变化的 1 976年重新出现的《人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 ,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容上 ,它对政治做出了彻底的言说 ,无论是作为一个大文本还是其中各个小文本叙述的只是政治。在形式上 ,它是政治的产物 ,它出现的方式、作品的叙事模式都是政治化的。其中 ,斗争回忆不仅具有叙事学方面的功能 ,更是现实斗争合法性和必然性的确证。     

土改小说：意识形态与仪式

本文借鉴人类学关于仪式的理论,以著名的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为例,讨论了意识形态是如何经由文本与实践进行再生产的,同时还探讨了文本中各种意识形态的纠合与冲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