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洞山良价大师的伦理思想

［摘要］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核心，也是佛教与儒家争论的焦点。佛教认同孝道，但又不完全认同儒家的孝道，而主张佛教也有更高的孝道，是大孝、真孝。洞山良价坚持佛教的孝道，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具有佛教特色的师友伦理观，丰富了中国传统价值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儒家孝道的当代境遇——理论和现实的碰撞

在现代,儒家孝道不仅在文本上,而且在实践中遭遇了多重问题。这包括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和困境:地位弱化、内容过时、伦理冲突、伦理困境、道德与法律的冲突、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的矛盾以及孝道缺失的问题。作为一项传统美德,儒家孝道不仅要经历历史潮流的激撞,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又不可避免受到中西文化的碰撞影响,使得儒家孝道不可避免受到多层面的审视。经历审视的过程,儒家孝道也经过了去伪存真洗礼,获得了德性重生的力量。     

论儒、佛孝道观及其相互融合

中国传统孝道观主要由儒家孝道思想和佛教孝道思想以及先秦诸子的孝道思想所构成.儒、佛孝道观在三个方面相互融合儒、佛孝道观虽外在形迹有别,但内在实质一致;儒家的世间之孝道与佛教出世间之孝道相融合;儒家之孝与佛教之戒相融合.在"以德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孝道文化的精华,能够为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服务.     

先秦儒家眼中的“孝”

先秦儒家对孝道作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体现在家庭伦理上则子女为父母养生送死;体现在社会伦理上则是仁民爱物;体现在政治伦理上则是移孝作忠,基本完成了对孝道的理论创造和思想架构,为后世儒家孝道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构筑了思想框架。     

汉魏六朝道教的孝道

汉魏六朝时期道教的孝道问题是一个受到儒、道、释三教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道教的孝道充分吸收了儒家的孝道伦理思想,使孝成为道教的基本宗教伦理规范。同时,道教孝道也体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为六朝以后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孝道的贯彻方式上,道教通过强调“孝”的必要性,在仙道中注入了“德”的内容,改变了纯粹修道成仙的个人利己倾向;在孝道的内容上,道教孝道只是在整体上认同儒家孝道,当某些具体细节与道教的宗教追求出现矛盾时,道教开始区分教内外孝道伦理义务之别。道教的孝道伦理还是一种在整体思维模式下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更为科学的生态型伦理。     

儒家孝道伦理借基督教重生？——乡村基督徒激活与改变儒家伦理的悖论性个案分析

调查发现,儒家伦理尤其是孝道,已在笔者所调查的豫西李村崩解.村民缺乏践行孝道的动力,孝道只是作为需要被激活的伦理之一处于潜伏状态.研究发现,与非基督徒村民的普遍不孝行为相反,李村基督徒相对比较孝顺.充满悖论的事实是：乡村基督教恰恰充当了激活儒家孝道伦理的工具.基督教激活了儒家伦理,但同时也改变了儒家伦理.乡村基督徒激活与改变儒家孝道伦理的悖论性个案为我们探讨伦理重建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根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等都是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慈悲为怀等都是在尽孝道。儒佛两家在如何行孝上有着重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对中国行孝方式的丰富和发展。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是我们今天弘扬孝道的宝贵资源。     

论佛教伦理的中国化

佛教伦理中国化有两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其一,是佛教伦理的政治化;其二,是佛教伦理的补充性。佛教伦理的政治化,是指佛教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适应,体现了道德作为他律的特征;佛教伦理的补充性,是指作为内在超越的佛教伦理对儒家“内圣”传统中断后的弥补,体现了道德的超越性和作为自律的特征。由此我们看到,佛教伦理的中国化之路,是一条循着道德自身的发展规律,努力实现适应与超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相统一的道路     

礼佛双修——东晋南北朝士大夫精神世界考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迎来了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促成这一高潮的主体。对这一时期的儒佛关系进行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涉及士大夫阶层的这一主体地位,更少关涉促使他们活动的深层次原因。士大夫阶层特有的超越精神,在这一时期促成了礼佛双修的谈辩境域。一方面,他们重视丧服制度,制定家礼以维系家族,把对儒家世俗伦理价值的追求落实在齐家的儒学中;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通过"归心"佛教的方式,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士大夫这种试图为儒家世俗伦理价值寻找内在安顿的诉求,是由其本性中的超越精神决定的。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周以来政治制度的继承与演变。自春秋以降,周代宗统与君统混而为一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君统”与“宗统”合一的伦理政治体制及宗族系统与政治体制二元分立的态势,秦王朝定法家为一尊,将孝道伦理直接纳入到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确立了孝道伦理法律化的单纯尚法为治的统治策略,并开始了“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秦王朝重视孝道,但其对孝道的推行有别于儒家。     

孔子的孝道观及自我实现

伦理是生命价值取向和生命意向的呈现,其中孝道系于天性,行来最易也最苦。"孝"在儒家道德伦理中乃"为人"之根本,孔子重视孝道,却未曾作出系统性论说。后世逐渐发展成僵固的礼教,仿佛亲子之间,唯子女有片面义务,却忽略了父母也有陨越失职的可能性,既枉曲孔子真义,又损伤《论语》本貌。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验证《论语》孝道篇章,可以看出生命中"尊重需要"与"理想自我实现"是个体自己的责任;儿女无法替代"父母"本身自我满意度的达成。尽孝在情意上可以无限,奉行上确有其局限;子女不必把生命的价值和快乐完全建立在父母对自己的评价上。     

论孔子孝道思想对我国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价值

基于《论语》,归纳和阐述了孔子孝道思想,分别从企业伦理管理和伦理经营角度讨论了孔子孝道思想对我国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价值,说明了将孔子孝道嵌入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路径。     

论《孝经》中的“五等之孝”

在儒家经典《孝经》中,“孝”第一次被明确将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等级的孝。“五等之孝”是对封建君主集权制度的肯定,显露了伦理孝道与皇权政治的结合,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以德治国”的思维理念。     

中国古代孝道政治化述论

孝起源于上古先民的宗教祭祀活动,其内涵本义经历了由敬神祭祖、祛祸除祟的功利性祈福向事亲养老、骨肉相亲的人道意义转化。春秋时期,孝在理论谱系上开始政治化并最终以战国时期《孝经》出现为标志,形成融道德伦理、政治伦理于一体的儒家孝道形态观念。汉代以降,儒孝伦理被封建国家奉为施政圭臬,演化成为一系列治国安民的制度化行政措施,传统中国孝道文化,通过“孝治天下”的历史途径和历史实践,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政治意义。     

《儒家思想与中国当代伦理》简评

正具有明显伦理本位特征的儒家思想,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中国当代伦理仍与儒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近十余年来,关于儒家思想与儒家伦理,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代表性著作如杨清荣《经济全球化下的儒家伦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黄慧英《儒家伦理:体与用》(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2013年     

儒佛孝慈伦理之异同——以戒孝一致论为中心

本文以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佛教"孝"、"慈"观念的思想变迁为考察对象,辨析中国儒家传统伦理在渗透性地影响中国伦理过程中,同样使佛教中国化地注入更多的人间关怀内容,使之最终归结为"戒孝一致"的伦理思想,进而表明儒家伦理不仅对佛教中国化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同时也对近代人间佛教思潮同样具有深刻的奠基作用.     

孝道与“亲亲互隐”:德性伦理学视野下的诠释——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在邓晓芒先生看来,"亲亲互隐"与等差之爱是腐败的毒瘤。而儒家认为"亲亲互隐"和儒家孝道并不完全一致,作为出自儒家孝道的"亲亲互隐"是具体情境下的选择。"亲亲互隐"与社会公正呈现出了张力,儒家伦理主张"义"是合理判断的依据。社会容忍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它在探求这种张力过程中体现的合宜性和平衡性。儒家孝道与仁、义的契合,是儒家孝道德性合理性的深层根基。基于这一论述,可以有力地回应邓晓芒先生有关"腐败毒瘤"的诘难。     

清初普陀山的易律为禅与谱系书写

普陀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历来认为其佛教宗派在清初经历了改律为禅的变化。实际上史料中存在着大量与此矛盾的表述,今日这种习以为常的认知,是清初禅宗法脉入山后宗派意识凸显下的一种建构,此前该山并不属律宗。由于不属法统的原剃度派僧人仍在两寺之中,编修《普陀山志》的儒家士人需要考虑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于是援引《宋史》中《道学》《儒林》两传分立的体例,将其谱系记载分为《法统》《释系》两部分,并确定了《法统》居于《释系》之上的基调。一般认为,儒家道统之说源自禅宗传灯观念,山志的处理办法反映的则是儒家对普陀山佛教的资源回馈。时过境迁,纂修山志的儒家士人对此已不甚明了。对清初普陀山易律为禅与宗派书写过程加以考察,有利于反思佛教史上已有的种种表述、话语。     

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及其变革

文化血脉是慈善伦理的根基。寻找当代中国慈善伦理发展的正确之道,必须研究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文化,把握其慈善伦理的内涵及其特点。儒家慈善伦理以"仁爱"和性善论为基石、以"义以为上"的价值观为支撑,道家慈善伦理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基石、以善恶报应为支撑,佛教慈善伦理以慈悲为核心、以因缘业报说为支撑。尽管三家特点不同,但它们都融合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血脉中。21世纪的中国,慈善伦理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伦理观念、伦理关系和实践形式上加以变革,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神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