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主要在对新生代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返乡发展意愿并不强烈,即使被城市边缘化,他们大多依旧不愿意返乡。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返乡发展的意愿高于女性;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家乡社会状况、国家扶持力度等都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发展意愿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其中经济收入、人力资本、婚姻家庭、城市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展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     

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购房行为意愿,以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采用稳健性回归的Probit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果:在社会网络的框架下,首先,强关系削弱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次,弱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其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及城市融入有内在的促进作用;最后,探讨了社会网络与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得出,提高文化程度或收入水平能降低强关系的负效应;但与弱关系之间无交互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消费行为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在群体异质性视角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状况以及消费行为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不高,但具有较强的融入意愿,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分类研究发现,消费行为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存在显著积极影响,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男性农民工的作用强于女性农民工;理性型消费行为能够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而冲动型消费行为却会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但是节俭型和炫耀型消费行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社会融入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统计检验

基于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抽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约半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被动型返乡意愿。社会融入视角下,制度因素是显著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返乡意愿的先决条件,而个体因素对于产生返乡意愿的影响则更为强烈与直观,宏观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是互相作用,不可分割的。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应变"推"为"拉",使返乡与否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政治参与关系略论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不高,既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也使他们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难以得到提高。针对其素养现状,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养对其进行政治参与的影响,理清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揭示公民素养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理,以实现清除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障碍,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属地官方微媒关注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实证 ——基于滇、桂两省(区)8市的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对提升基层民主质量、加快城镇化进程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价值.新生代农民工"微生活"常态化、网络抗争意识增强和"城市化"意识强劲但过程艰辛制约着其政治认同.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属地官方微媒公众号关注度越高且上网时间越长,其政治认同度就越高;制度认同在政治素养与政治认同中具有中介效应,制度认同对政治认同具有直接价值传导作用,制度认同有助于涵养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素养;优质的微媒资源、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高效的制度实践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具有协同促进作用.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影响不显著。个体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综合评价

对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进行评价可以有效地掌握其进度。文章在梳理和理解市民化内涵的基础上,从农民工的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等5个方面选取16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市民化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厦门、漳州两地农民工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较低,且各方面表现不一,由因子得分反映出农民工在居住条件、社会生活、心理认同三个方面的市民化程度相对比较高;但是在经济生活和政治参与方面市民化程度比较低。此外,通过列联表交叉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总体上略高于男性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居住时间与新生代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

目前,新生代已然成为城市外来人口的主体。诸多研究表明,社会融合的代际分化明显,新生代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本文围绕新生代外来人口,采用实证调查数据,验证了性别和教育年限对社会融合的影响。通过条件效应分析,进行居住时间组的细化分析,提出不同居住时间组性别、婚姻、职业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不同。值得指出的是,居住时间在10年及以上则对社会融合有显著正影响,女性的社会融合程度显著高于男性,未婚的社会融合程度显著高于已婚;城市居住7年及以上的买房意愿更为明显。由此证实,社会融合滞后于市民身份获得     

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择偶观影响研究

通过对安徽省无为县18位新生代未婚女性农民工的深度个案访谈,分析外出务工前后她们社会网络的变化及对她们择偶观的影响,发现外出务工后新生代未婚女性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在拜年网还是在讨论网的测量方式下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变化,同时新生代未婚女性农民工外出务工后的社会网络变化,尤其是其讨论网的变化,影响着择偶观的四个层面,社会网络的变化使其在择偶观上既保留着传统社会网络下的文化特质又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化、理性化和现代化的变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