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发展对策

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要想在西部大开发中得以尽快地发展;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以改革促发展:必须提高开放的程度,以大开放促大开发,以大开发促大发展;必须给予政策和物质支持,增强发展的后劲;必须办好民族教育,夯实发展基础;必须用好自治制度,拓宽发展的路子;必须搞好民族团结,聚合发展力量.     

试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民族预科教育

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西部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历史、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形成了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经济增长缓慢的恶性循环.如何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如何培养更多、更强的少数民族地方人才,从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成为关系能否实现西部大开发宏伟蓝图的重大问题.笔者以民族预科教育为切入点,指出民族教育在西部开发中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提出如何改革、发展民族预科教育以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性战略.     

开发西部文化资源塑造华夏西部精神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为我国西部地区的文化开发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挑战和机遇.经济开发与文化开发并重,是新世纪大开发的必然趋势,我国西部地区丰厚的历史与现实资源也为西部文化开发提供了可能性、现实性和必要性.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关注文化开发,致力于大力开发西部地区文化资源,弘扬西部古老文化,发掘革命文化资源,汲取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构建具有西部特色的文化特质和人文精神,塑造华夏西部精神,这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也是西部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试析大众媒介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可能形成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高潮,这一时期,大众媒介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从大众媒介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经济建设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三方面对其加以探讨.     

西部开发比较优势产业发展文化资源法律保护

伴随着"入世"步伐的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顺利实施了.我们应以"入世"为契机重新审视"西部"的优势和不足,以"旅游业"为突破口促进"西部"经济快速发展,正确处理好西部开发中的相关关系、尤其是"旅游业"发展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     

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西部地区,怎样才能更好的抓住机遇,是 摆在面前的重大课题,经济的发展能带动文化的变革;文化的发展,能带动经济质的飞跃,经济和文化 的碰撞是带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标识。加快西部经济建设,就必须提高西部地区各民族的整体文化素 质,建立符合西部开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体系,培养新一代有民族特色的时代新 人,以肩负起西部大开发的时代重任。     

文化建设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内源发展

贫困文化是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它是由外源发展造成的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巨大的消极影响 ,只有通过内源发展的方式才能克服这种影响。它以人民的“所是、所为、所愿、所思和所信”为根据 ,提倡发展应该是“由人自己并为自己来完成的发展过程”。内源性发展是一种尊重民族文化个性 ,在人民的广泛参与下并且强调民族文化特色的发展观。通过文化建设来培育少数民族的内源发展动力 ,应该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来解决。     

民族文学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部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开发,不仅是经济的开发,还包括文化的开发。而少数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学在西部文化建设中,在西部旅游开发中,在保留西部传统文化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支持

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开发尤来已久,在新的世纪里,西部大开发中如何根据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是我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发展对策

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要想在西部大开发中得以尽快地发展 ;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 ,以改革促发展 :必须提高开放的程度 ,以大开放促大开发 ,以大开发促大发展 ;必须给予政策和物质支持 ,增强发展的后劲 ;必须办好民族教育 ,夯实发展基础 ;必须用好自治制度 ,拓宽发展的路子 ;必须搞好民族团结 ,聚合发展力量     

论少数民族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宪法互动——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为中心的考察

以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为视角,人权国际保护与宪法互动体现在:两者价值理念等具有契合性,为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实施提供了互动基础;"民族"是否入宪,对实施少数优惠政策有着决定性影响,采取"公民化"宪法国家不会专门立法保护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体现为"平等权"保护,"民族"入宪的国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少数民族权利做全方位规定,优惠政策普遍采用;另一种只规定文化权,而不实施优惠政策。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容易在国际法优位和多民族国家实施。     

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之发展

本文以丰富的数据和史实 ,概述了新疆少数民族教育在解放前的状况和新中国 50年间的迅速发展 ,总结了促进少数民族教育 6个方面的经验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在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向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近二十多年以来,由于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国家、社会力量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弘扬,使得当前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呈现出有复兴、有变异,同时也有衰退的矛盾状况.因此提出正视衰退,鼓励和引导变异,以促进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全面发展的建议.     

论少数民族较贫困地区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以新疆莎车县为例

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作为少数民族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少数民族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在对少数民族较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文章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涵义、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现状、加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旨在引起人们对少数民族教育不断的重视,以推进我国科教兴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行政诉权的保障

中国少数民族行政诉权保障,对确认少数民族公民价值、法律地位、权利本位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及行政诉讼法对少数民族行政诉权保障提供了法律基础。实践表明近年中国少数民族行政诉权保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当前仍陷实践困境,必须寻求改革路径。     

语音系统差异认知与PSC训练交融教改探索

民族院校普通话教学要立足于学生的语言现状和社会需求,将PSC训练植入并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教学中以语音系统差异认知与PSC训练定量结合为基点,建立新教学模式,采用新教学方式,开展教材建设,最终让学生既能够夯实理论基础知识,又能通过PSC达到合格标准,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社会价值。     

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是一个极富有现实性的课题。对“少数人”与“少数民族”的概念、少数民族权利的性质、少数民族权利的具体内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途径进行梳理，力求反映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研究概况，可以为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宗教适应机制探讨——以中国都市回族伊斯兰教为例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高潮时期，在城市化引发的诸多问题当中，城市世居少数民族与流动少数民族的边缘化问题日益凸显。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少数民族宗教生活的不适应问题较为突出。解决这一问题需转变政府对城市少数民族宗教工作的管理思路和模式，将政府宗教工作的外在引导转移到少数民族宗教内部的自我调节上，进而形成少数民族对城市化的良性适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