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见大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唐代诗人元稹的这首《行宫》诗。倾诉了宫女们无穷的哀怨之情，寄托了诗人深沉的盛衰之感。     

常燕生诗词主题及情感特色

常燕生诗词主题深刻丰满,凝重沉郁;情感复杂深厚,色彩斑斓.其抒情言志诗慷慨激昂,气势如虹,充满爱国忧民痛彻心肺的阳刚之气;情爱诗深沉哀婉,缠绵悲凉,充溢着对人生无常的抑郁与无奈;怀古感今诗苍茫迷惘,面对多难的祖国,悲今悼古仰天长啸,抒发愤懑忧郁之情;心灵感悟诗清纯灵动若有所思,捕捉心网中跳动的灵感;亲情友爱诗真挚感人,亲和友善亲密无间,表明饱满深厚的人间真爱直到永远.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口语诗的情色书写批判

情色书写介于色情与情爱书写之间,伟大的情色书写,往往能在灵、肉之关系上达成微妙的平衡,处理不当,则很容易忽视"情"而滑向"色",落入铺陈肉体欲望与行为的色情陷阱;口语诗中以下半身写作为代表的凸显肉体感、在场感的理论主张,虽然对趋于僵硬、虚伪的体制化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他们的作品却没能担当这种叛逆美学的重任;他们凭借回到动物性肉体体验以获得艺术审美体验的希望,恰如南辕北辙无法实现。同样,通过表现生殖器快感去返回诗歌的本质,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口语诗中的情色之作仅仅处于"物之诗"、"欲之诗"的阶段,必须经过情与美的洗涤与转换,才有可能上升为存在之诗、真理之诗,进而才配称为"人之诗"。     

清初遗民诗僧之兴亡诗论略

甲申之变可以看作遗民诗僧们诗歌风格的一个转折点。国变前,为诗更多表现个人思绪,诗歌风格趋于清冷幽静、自然诙谐;国变后,注重将个人感受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善为兴亡之作。这类兴亡诗表现了广阔的历史内容和深沉的兴亡之感,风格慷慨悲凉,忧愤深广。     

杜诗《月夜》的情怀

《月夜》是杜诗中言情之作。提及这首诗,历来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诗人抒写的只是一己之情,望月思家的所谓离愁别恨。情怀万种,最能触动人的是人之至情。《月夜》所体现的正是至情,所以是杜诗中别具特色的一篇。 秋夜望月,思家生感,是这首诗的主题。诗人所想念的是“闺中(人)”,“遥怜”的是“小儿女”;由自身的处境想到了家人,幼小的儿女是“未解忆长安”的,对月只好“独看”的“闺中(人)”,思忆立久,以致“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而在想念中的诗人自己,也就倾泻出深沉的惋怅之情并发出饱含辛酸的祝愿:“何时依虚幌,双照泪痕干?”这样来理解《月夜》,     

流水生涯尽 浮云世事空——杜甫哭字诗分析

杜甫的哭字诗采用睹物思人，借景抒情，叙议结合等手法，以深沉的笔触抒发对亡友的追思之情，表达了对自身命运的忧叹。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北宋谪臣与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岭南诗比较

北宋谪居岭南的文人与"南园五先生"的岭南诗都描绘、赞美了岭南秀美的风景名胜和风俗民情。处于蛮荒流放之境,环境不适,受仕途自忧心态的影响,北宋谪臣在其诗歌中描写了岭南恶劣的气候、岭地陋俗、重商轻农等习俗,诗中流露出了谪臣远在异乡的思亲之情、不适之感及贬谪之怨,使其诗歌附上一层抑郁之色。"南园五先生"生居岭南,不会产生诸多不适之感,在他们的岭南诗中表现出悠闲、自得之情。     

高燮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初探

高燮在南社中是较有诗学根柢者，对诗之本质与功能有较清醒的认识，对诗学承传与宏扬抱有热诚希望。其诗学思想主要有：诗能影响政治；诗人要有真性情，但要防“率”与“浅”；诗人要有学问，方能彰显文采；诗之外要有事；才与学相互促进；还须讲究法，法依赖才，才来自学；诗言难言之隐，难尽之情；诗语言力求雅驯；关于学诗途径，反对家数之说：以理性态度正确看待同光体。这些见解大多数是针对南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颇与缺失而发的，表现一位学人应有的正直品质与独立思考的勇气。高燮的诗内容广泛，感时诗哀愤沉著，山水诗清爽飞动，咏物诗寓意深沉，咏怀诗沉郁绵邈，题赠诗亲切真诚，缅怀悼念诗沉挚悲郁，莫不真情朴茂。既有渊雅格调，又有时代气息，合唐诗之雄放、宋诗之峭健为一体。峻洁而无尘滓气、蔬笋气，清雅爽净。     

儒家诗教生成的礼乐政治背景

儒家诗教以它凸显政治教化、强调"温柔敦厚"的风格影响着后世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对其被长久奉行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拟从礼乐政治与《诗》的关系,"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诉求对诗教的需求,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教的影响,士大夫政治使得儒学、进而儒家诗教的长期奉行成为可能等方面来分析儒家诗教历代承传的原因,并强调要正确认识儒家诗教及其影响。     

“声、像、动”全方位组合：台湾新兴的超文本网络诗歌

蓬勃发展的网络诗歌，出现了一种鲜为人知、特别倚重技术编程语言的新兴诗歌——超文本诗歌（在台湾称为“数位诗”）。主要以台湾前卫实验为例，讨论其中四种：新具体诗（视觉诗）、多向诗、多媒体诗、互动诗。既肯定诗歌这一“新空间美学的表达方式”，其“声、像、动”全方位组合的质素对新诗多元发展带来新形式的冲击与鼓舞，也对可能来临的数字化诗歌——技术完全进驻诗歌——表示一定的担忧。     

中国诗歌中“词”的特质及其翻译问题

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中,“词”的翻译常被作为广义上的诗歌翻译进行讨论。事实上,狭义上的“词”与诗(五、七言律绝)在很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本文从“词”的特质出发,探讨了词牌的翻译、词之体式与格律的翻译和词之风格的翻译,指出“词”的翻译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齐言体诗歌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汉诗的语言形式美及其英译

诗歌的形式美,在诗歌美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诗借形以传神,失其形即失其神。因此,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学作用,不容忽视。以汉字为建筑材料的汉诗,天生地有着形美上的优势,因此,就汉诗英译而言,译诗若有所失,乃是正常的事情。译者所应做的,就是通过翻译上的变通,把这种损失降到最低;同时,还应发挥翻译的创造性,争取失于此而补于彼。本文从汉语旧诗和新诗、旧诗中的诗与词、诗歌的语言之美和标题之美等几个方面,来讨论汉诗的语言形式美及其英译的问题。       

论体物潮流对宫体诗成形的影响--宫体诗渊源论之一

宫体诗是体物潮流影响的结果。在诗歌范围内看,咏物诗是宫体诗最直接的源头。这首先是因为宫体诗与咏物诗是同质的。它们都既是体物诗又是新变体诗,存在着互为源流的可能。其次是因为咏物诗发达于前,宫体诗繁盛于后,说明宫体诗是咏物诗衍化的结果。突破文体的拘限,则会发现赋对宫体诗的产生有着很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物手法,一是艳赋题材。赋对宫体诗的作用是魏晋南北朝诗赋对流潮流的表现。     

女书叙事诗的叙事特点初探

女书叙事诗占女书作品的80%,而关于它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女书叙事诗的叙事特点是题材的广泛性、叙事角度的多样性与女性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并存。     

现代诗歌史上单义诗歌的阐释与评价——以徐志摩的诗歌为例

作为与＂复义＂诗歌相对的＂单义＂诗歌,其诗美主要在形式。因为正是其显在的外在形式建构了一个潜在看不见的＂文学场＂,使其美得以表现,并获得永久性保存。因此,鉴赏与评论现代诗歌史上的＂单义＂诗歌,必须转换批评者的思维方式,摒弃传统侧重主题思想内容层面的意识形态式的社会学批评模式,从诗歌形式入手,才会做出与诗歌自身属性相应的鉴赏、阐释与评价。     

晋唐风貌，高丽名流：《花潭集》诗歌艺术研究

朝鲜名士徐敬德之《花潭集》享誉海内外,其诗歌艺术卓然一家。《花潭集》里的诗歌主要有闲适诗、赠答诗、咏物诗和说理诗四类。徐敬德之《花潭集》里的诗歌艺术特色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兼收老庄自然之姿,融合释家寂然之境,凝采王维诗艺之妙,实有“自然”、“寂然”、“凝然”之“三然”特色,譬如《花潭集》里的闲适诗。二是含晋风唐貌,又携景入情,此以花潭之赠答诗为代表。三是多奇言秀句,又对仗精工,尤在咏物及说理诗上表现突出。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李宪乔的诗学观——从其对朱彝尊的评价考察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李宪乔强调诗歌以独造为本,以真挚见情,情兴自然,精神感通。反对媚俗,强调风雅、气骨。认为朱彝尊以经史为诗,追求温柔敦厚的诗风,长于学识,短于独造和真情,指出其僵化、程式和流俗之处。     

论马戴的边塞诗及其审美特质

边塞诗是唐诗中倍受赞赏的代表性诗歌 ,它从盛唐的乐观昂扬经过中唐的幽婉感伤到晚唐的悲愤哀痛 ,每个时代都表现着特定的审美风貌。历来对边塞诗的关注 ,常着眼于盛唐和中唐 ,而忽视晚唐边塞诗。本文拟通过对晚唐诗人马戴的边塞诗及其审美特质的论析 ,以反映晚唐边塞诗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