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赋权视野下社会底层群体的自我认知与形塑

以媒介赋权为研究视角,从媒介赋权概念的前提性基础出发,梳理底层群体对自我认知存在的现实问题,发现媒介赋权对自我的认知和形塑存在着过程化凝滞,并通过教育自我以追寻自我的价值并挖掘自我存在的意义,来破除自我向上流动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媒介赋权是提升底层群体自我效能的外在条件,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底层群体能动地重塑自我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外在驱力发挥其实际效用的关键。     

底层记忆的口述历史研究

底层,这个无论存在于现实情境还是学术论辩中的群体,从来都是缺少声音,丧失记忆的.记忆是人的权利,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当拥有属于自身的记忆,社会也当通过这些记忆,对记忆的主体以关照.底层的记忆缺席引来了学界的关注,本文认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让缄默的底层说话,记录即将消逝的声音;在对记录资料整理基础上形成的口述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口述史料,是底层记忆的真实书写;在记录与整理的基础上,口述历史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进而拆解真相背后的权力秩序结构,为底层赋权与维权.     

国家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兼论中国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与发展路径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近年来多国纷纷推出大数据发展战略,导致国际数字社会日趋形成国际数据权力的角力场。国际数据权力源于三个层次:底层是服务于数据采集与应用的基础设施与数字平台,中层是开放数据与分享数据所需的国际社会关系,上层是规范国际数据空间治理的国际机制。这三种权力来源形成了观察国际数据权力的三种维度:技术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机制性权力。从美、英、日三国国际数据权力发展路径来看,这三种维度形成了从权力奠基到权力扩散再到权力固化的发展链条,也呈现出国际数据权力的三层赋权模式:技术赋权、关系赋权与机制赋权。中国大数据发展起步晚于美英等国,就技术赋权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数据大国的基础设施,但还需要加强海缆建设,进行数据分析应用的数字平台还有待扩大国际空间;就关系赋权而言,中国已经通过地缘关系加强了国际数据权力,还可在文化关系上进行深度拓展;就机制赋权而言,作为发展中世界数据大国,中国与发达世界需要努力跨越原则性分歧并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进行合作。     

网络社会的本质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

通过对社会、网络社会概念进行分析,认为网络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交往而组成的有组织的系统,是人类社会最新的存在方式,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以互联网为纽带,通过信息交换而形成的虚拟社会 。网络社会的存在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其存在的技术基础是现实社会的软件和硬件,其存在的主体基础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网络社会中的内容都是现实社会存在内容的电子化形式。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在互联网上的映像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具有不完整性和扭曲性。不完整性表现在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人只是现实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主要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技术的年轻人,扭曲性表现在人们往往在网络社会中刻意表现出和现实社会不一样的方面以及作为网民群体一员而表现出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的底层表达研究

本文以北京“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为例,来展示中国政治上的底层群体为了争取其群体特定的社会权利,是如何一步步实现其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通过研究可以看出,诉求明确——只发出一种声音,非对抗性——理性平和地发声,群体性——团结起来发声,持续性——持续不断地发声,是“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团队作为底层群体代表,在随迁子女教育公平权问题上成功实现底层表达的核心要素。另外,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的特质,决定其在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权利争取中可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对现有城市社会排斥制度造成一定的冲击。     

新世纪底层叙事勃兴的文化探因

转型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语境，使得文学场域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动，使得阶层分化后边缘群体的生存症候凸显。部分知识分子对底层的理论阐释与主张社会化写作的重建成为这一时期新的现代性焦虑。随着美学视点的下沉，民间立场的诉求和知识分子的关怀及反思话语融汇成具有新的话语伦理取向的底层叙事。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逐步从"总体性社会"转向"个体化社会"。以往的社会政策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大多数人的权益,但随着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传统的社会政策遭遇了许多挑战,必须增强社会政策的包容性,以关注更多的个体或少数群体。在社会政策包容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努力关注更多不同群体的权益,重视底层群体及弱势群体的赋权,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     

"袭官案"网络支持话语的生成逻辑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个人袭击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案件中极端暴力行为在网络上得到了较为强大的支持话语.这种偏离基本道德准则、混淆善恶是非标准的话语的产生和传播其背后有其深刻的现实、历史文化和网络逻辑,给社会和谐与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欲消解此类不良话语,应从规范政府权力运行,提升公务员和普通公众素质,加强政府与公众、社会主流群体与非主流群体对话,强化网络舆论引导等方面入手.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模式：线上与线下的对比研究

数字时代的人际交往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交往形式,产生了大量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社交。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成为了数字时代社会资本来源的双重动力,同时产生社会效应。基于对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与线下社交相比,线上社交能让个体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在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顶端和网络范围等方面均大于线下社交;其次,数字时代的社交模式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例如,高教育水平和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线上社交,从而在积累线上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最后,以线上为主的社交模式以及线上线下均衡兼顾的社交模式,均有助于提升社会信任,目前尚未发现存在负面的社会排斥效应。这些发现意味着,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交模式一方面能有效拓展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社会信任;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模式的群体差异也提示我们应当重视数字时代的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     

广告与老年群体的话语“增权”——以广告中的老年形象为例

老龄群体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对老年群体进行“增权”是改变老年群体地位的重要路径。然而。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大众传媒特别是广告作为增权主体的可能性。文章指出广告对于老年群体的增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话语增权既是一种信息增权，又是一种社会增权，在影响着老年群体的权力感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公众对老年群体的认知与态度。文章从电视广告中的老年形象出发，指出当前的老年群体在现代性话语中处于话语失权的状况，而在后现代性和老龄社会话语中则处于话语增权的状况。只有实现从现代性话语到老龄社会话语的语境转变，通过塑造正面的老年形象才能实现广告对老年群体的话语增权。     

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集聚到社会运动

网络民粹主义是近年来在互联网上兴起的一股政治思潮。它由两种力量所构成,一种是网络批判现实主义,另一种是网络民族主义。前者以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为主要关注点,以反权威、反精英主义的底层姿态出现;后者则以反对全球化、反对西方国家为内容,以极端排外性的情绪表达为形式。尽管网络民粹主义表达了来自社会底层的诉求,强调了对改革公平性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它利用极端的、偏激的,甚至暴力性的语言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非理性表达,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信任和仇视,并不时地与现实中的集体性事件结合起来,试图推动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的形成,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激化社会矛盾、分裂社会的后果。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最根本的方法在于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前提下的社会公平、公正。一方面,应完善普通民众和底层社会政治参与的途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另一方面,在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上,积极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保障建设,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条件,在经济领域实现分配正义。     

日本积极老龄化媒介话语建构及中国启示——以《朝日新闻》(1984—2020)为例

“积极老龄化”是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基础。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建设适老化社会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日本《朝日新闻》借助于积极老龄化媒介话语的建构,在社会动因、媒体环境视角及其老龄化报道等方面阐释了积极老龄化内涵,发挥了媒介赋权功能,并构建讨论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和谐。这些经验和做法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应结合中国老龄社会特点,在积极老龄化媒介话语建构中创新报道理念,充分了解群体需求,完善信息功能;丰富报道话语,强调参与共建意识,提升群体成就感;挖掘报道价值,增强舆论引导功能,推进形象建构。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网络流行语生态话语分析——以2018-2020年网络流行语为例

在生态语言学的视角下对网络流行语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细化了网络流行语的词汇和隐喻模式的语言特征,从有益性话语、破坏性话语和中性话语三个方面分析了网络流行语.发现有益性网络话语所传达的意识形态积极向上且有助于生态系统的发展,具有消极意义的破坏性话语易导致过度消费和恶意竞争,而大多数网络话语可以归类为中性话语,具有双重性.为了维护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倡导有益性网络话语,合理利用中性话语,自觉抵制破坏性话语.     

深沉的变奏——中国现代文学中底层叙述的话语方式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底层叙述存在着四种主要的话语方式,这些不同的话语,各自构造着符合自身想象兴趣和利益需求的底层形象,显示出一系列社会观点和意识形态对底层的观察、想象和叙述的制约。这些话语之间,以及这些丰富的话语与默默生存着的底层本身之间所构成的张力结构,正可为我们当下思考"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时,提供深刻的借鉴和生动的资源。     

网络群体类别化标签的话语建构研究

网络传播中群体类别化标签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其生成与流行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以“小镇做题家”观之,文本层面,在场与缺席的三组概念之横向组合及纵向聚合,赋予这一标签以特殊意义。话语实践层面,负向情感的相互交织和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需要,成为话语生成与扩散的动力,且公共传播中的话语接合又使其在破圈过程中出现复杂的意义变迁。社会实践层面,一方面,话语源于社会现实,这一标签式话语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镜像再现,反映了寒门大学生所遭遇的双重脱嵌困境;另一方面,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这一话语也体现出小镇学子通过话语建构实现“逆袭”的心理。     

个人、社群与社会的双重互动——一种关系思维方法论的视角

个人、社群与社会同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存在.对个人而言,社群与社会是其生活的必要和必需;对社群与社会而言,个人是维持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可见,个人、社群和社会三者处于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关系状态中.在词源学考察和辨析基础上,以关系思维的方法论为视角,在两维层面上,三者的关系表现为个人与群体的互动;在三维层面上,三者的关系表现为个人、社群与社会之间互动.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性别差异的作用机制解析——基于人际关系网络调查样本的实证研究

不同群体的人力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关系的重要资源，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会影响不同群体的行为选择。基于2021年人际关系网络调查数据，依托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较少的群体在金融与交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领域倾向于动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较高的群体在医疗与教育等市场化程度较弱领域倾向于动用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能够相互“借力”为其所有者提供收益。在构建社会资本动机方面，“男女有别”的特征尤为突出，男性更愿意进行同质化的情感投资以维系其社会资本。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社会资本的工具性价值越来越弱，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营造高质量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越来越重要，这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     

威权主义政治下政党话语的双重性分析--以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为例

本文主要以话语表达的空间场景为参照,分析政党话语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内部话语的利己性与外部话语的利他性;内部话语的准确性与外部话语的模糊性;内部话语的合理性与外部话语的合法性。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作为特殊利益代表的政党与作为公共产品的政党的矛盾;政治资源的有限性与竞争性政党或潜在压力集团的存在。政党话语双重性研究为政党研究提供路径支持,为建构政党提供理论指导。     

南宋的归明人法制——以《庆元条法事类·蛮夷门》为中心

归明人作为蕃汉关系中的特殊群体,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对其作了细致的规定。这些规定依不同的法律形式分门别类,内容涉及田土钱粮、封官授爵和人身限制等方面,体现出优待与限制相结合的双重性。同时,南宋归明人法与社会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归明人法受民族关系的影响有所损益,而这又对南宋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当前贫富矛盾问题上激进观点的评析

贫富矛盾是当前社会一个无法回避、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对待贫富矛盾的问题上，持激进观点的人以底层群体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们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需要辩证地对待。立足于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贫富矛盾问题上的激进观点加以评析，有利于对问题的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