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田制考实

曹魏田制,渊源两汉,而重点不同。西晋的占田制和课田制,就是曹魏田制的继续。后来北魏到唐的均田制,又和西晋田制有因袭关系。可以说,从汉末到唐中叶六百年间,土地制度大的改变开始于曹操。但在曹操评价的讨论中,一般只重视曹魏的屯田制,而未注意占田制之存在于曹魏。这正是曹魏田制的主要方面,它下开西晋、北魏正在于此。因作此篇,以为补苴,并供商讨。     

论两汉辞赋与书法

两汉辞赋和书法 ,都与小学 (文字学 )息息相关。两汉的主要辞赋家和书法家 ,都精通小学 ,大都有小学著作 ,也都极富才学。两汉的辞赋和书法 ,既为人所轻视 ,又同时为人所喜爱 ,所以得以蓬蓬勃勃地发展。武宣之世 ,是辞赋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灵帝之时 ,辞赋及书法同时攀上发展的另一个高峰。     

曹魏“亩收租四升”说质疑

周国林同志在《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发表的《曹魏“亩收租四升”辨误》一文,对曹魏租调令的田租额提出了疑问,认为“亩收租四升乃为亩收租四斗之误”。我们认为周国林同志的意见很难成立。首先,我们来谈曹魏田租剥削的轻重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由于缺乏两汉时期亩收田租的具体数字,所以曹魏的亩收租粟四升,较两汉时期的田租剥削量是轻是重,还是相等,无法断定。学术界在这方面发表过一些意见,也多属于推测之辞。但曹魏收田租亩4升,如一家按耕种70亩土地来计     

论韩愈的辞赋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中评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殊为经典之论。本文无意就韩愈历史地位再作赘论 ,亦因现有韩愈诗文之论详矣 ,而对其辞赋显得相对漠视 ,或者说论赋较多隐没在文论诗论之中。本文则试图立足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的演进流变和它与古文的相互比较中观照韩愈的辞赋观念与辞赋创作。一、韩愈的辞赋观念(一 )与韩愈明道奉儒的文论观念相对照的是韩愈在赋论观念上的重情崇骚。作为古文运动极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韩愈以孔孟儒…     

同盟理论视角下的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是三国历史上重要的战役,它标志着三国鼎立的最终形成。在面临曹魏这一共同强敌威胁的情况下,本应结成同盟的吴蜀两国却对荆州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并爆发了大规模战争。这说明维持同盟稳定,同盟内部也需要实现力量均衡。同盟内部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     

论理学思潮对北宋中期辞赋的影响

理学思潮对辞赋创作的影响大致可分为观念的渗透和思维方式的浸渍两个方面。观念的渗透方面,张载的《鞠歌行》、吕大临的《拟招》等辞赋表现了承圣情怀;王回、鲜于等人的辞赋宣扬理学教义;周敦颐等人的辞赋则表现了修养心性的内省体验。思维方式的浸渍方面,传道明心的思维模式对辞赋的语言风格具有影响;理学类推、遍观的修养方式对辞赋创作的艺术思维具有一定的影响;以物观物的体物方法对辞赋的艺术表现亦有影响。     

论苏轼的辞赋创作

苏轼是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辞赋家,他的融汇古今的辞赋创作思想和深湛的辞赋艺术修养深刻地影响着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辞赋创作贯穿于苏轼文学创作的各个时期。苏轼的赋论与创作密切结合,综观其辞赋和辞赋观,有以下几个特征一、重视辞赋创作与作家素养的联系;二、融会贯通的集大成意识;三、寓深刻于平淡之中,追求理趣盎然;四、融聘词于流畅自然中的艺术表现。苏轼的辞赋观和辞赋创作代表着北宋后期赋坛的主调,众多赋家深受他的影响。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论田锡辞赋的新变

宋初文坛承接五代平弱的文风，流连忘返。田锡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探索宋赋的发展之路，以革除文坛积弊。田锡论文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主张表现真性情，这是他变革赋风的理论基础。在辞赋创作中，田锡追求雄豪壮大之美，以革除繁采寡情之弊；追求清丽深婉之美，以革除枯槁憔悴之风；追求理趣韵致，初露成熟的宋赋风貌；追求文气的圆转流畅，变革骈体文风。     

举贤任能 鼎峙江东──试论孙权的人才政策

千百年来，历代史家大多或扬魏抑蜀，或尊刘贬曹，但是都将鼎足而立的吴国和 吴主孙权作了陪衬。这是有失偏颇的。孙权一生得人、识人、用人的历史及其人才政策的进步 因素，可从吴国之所以形成、发展并能与魏、蜀两国长期抗衡中窥见一斑。     

曹植辞赋艺术特征简论

曹植辞赋较之汉赋有着显著不同的艺术特征。在美学风貌上，植赋以纤小为美，以阴柔为美，以哀怨为美；在抒情方面，表现出无比强烈的个性色彩；在语言运用上，植赋明显地表现出骄俪化倾向。     

论曹锟与吴佩孚之关系

关于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并非如史界所公认的＂始终信任弗渝＂：从与曹相识到＂崭露头角＂吴佩孚未被曹锟所器重;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曹吴观点相左;王宠惠组阁是曹吴矛盾的集中体现;曹当总统心切赞成先选总统后立法,而吴恰好与其观点相异;镇压工运方面曹吴意见亦有所分歧。     

“休”──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美学观念

一个出现于远古时代的审美观念──“休”及其美学内涵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尚书》、《周易》、《诗经》用“休”,可知其与“美”字有相近或相同之义,《庄子》以“无为”释“休”而阐述其美的意蕴,“休”字构成了若干有美感意味的话语,如“休光”、“休畅”、“休美”等。魏晋以后,“休”的美感意味向“闲”转移。     

邓艾和平统一吴国战略及对政局的影响

邓艾平蜀后,提出了和平统一吴国的战略思想框架,并被西晋文帝、武帝改造并实行:双方互派使者,增进了解;晋对吴开布大信,去争取吴国民众的支持;晋又怀柔蜀国上层,稳定蜀国社会秩序。这对以后晋国武装统一吴国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论魏收的尔朱荣评价

魏收编写的《魏书》历来被人诟病为＂秽史＂,唐人李百药提出了多条证据,其中之一是对尔朱荣评价不公允。经考察,对尔朱荣采取较高评价者并非魏收一人,后来陆续出土的大量北朝碑铭材料都可以足够证明对尔朱荣采取较高评价乃是北朝后期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东魏北齐统治集团的利益。     

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

从宋以来就有学考定今传《古尚书》25篇“晚书”乃后人所编造，近年出土的简帛佚籍马王堆帛书与郭店楚简中相关篇章的内容，恰可证实此说。     

《道德经》中“无为”概念的哲学意义

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概念,学界一般认为其有三个主要内涵：不妄为;顺应自然而为;不为己之为。这三种内涵相互联系,紧密相连。“无为”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为“道”的基本属性“自然”提供了社会政治领域的治理标准;“无为”观念体现了老子的现实关怀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希望用“无为”让百姓得到拯救;老子用“无为”观念劝诚世人,要以“无为”达到“为”。     

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

发现于陕西城固、洋县一带的以等腰三角形宽短援青铜戈为代表的商代考古遗存表明当时的蜀境包括陕南汉中地区。蜀文化不仅达到了大巴山以北,甚至也延伸至秦岭北麓周边一带。陕南城固与秦岭北麓周边一带在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佐证了史籍所载的往来于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褒斜道的重要作用。随武王伐纣的应是居于巴山以北陕南的秦巴山地一带以及后来向北过秦岭的早期蜀文化之人。     

论直系军阀中的曹锟、吴佩孚集团

直系军阀研究在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而对直系曹、吴集团专题更是鲜有研究。曹、吴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皖系、奉系两个军阀集团相比具有那些特点,本文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对此进行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