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典》三题

一、篇名《尧典))是《尚书》的首篇。《左传·文公十八年》在引述它的文句时,浑称为《虞书》。《礼记·大学》又称之为《帝典》。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尧典》这一篇名的,是《孟子·万章上》:“《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而据汉初伏生《尚书大传》,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颜回说:“《尧典》可以观美。”那么,《尧典》这一篇名早在孔子编次《尚书》时就已经出现了。《孟子》所引《尧典》之文,实在今《尚书·舜典》之中。清代学者已经考明,     

《尚书·尧典》与氏族社会

在现今传世的古文献中,以《尚书》为最早,而《尧典》又置于《尚书》之首篇,足见《尧典》之重要。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少经学家由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思想的缠绕,把《尧典》奉为至高的圣典;曾几何时,由于发现《尧典》的制作时代较晚,因而又有不少的注疏     

从《孔子家语》看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

文章以《孔子家语》为考察中心，结合《论语》等其他文献资料，深入探析了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文章认为，在《孔子家语》中，“自然之天”是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前提；“仁”是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天人和谐”则是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旨归。     

“言志”与“缘情”新论

“诗言志”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的关于诗歌的理论。这个重要观点,记载在《尚书·尧典》之中。 据顾颉刚等考证,《尧典》应是战国时的作品(《古史辨》卷三)。“诗言志”的观点不可能如《尧典》所说是帝舜提出来的。尧舜时代的音乐水平非常低下,决不可能产生如文中听说“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那样完备的乐器,更不可能产生审定音阶高低的声“律”。《尧典》关于“诗言志”的记载,实际上反映着周朝时人们对于诗歌的看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载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孟子》尧舜故事与《尚书·尧典》的流变

 通过对《孟子》中尧舜故事的考察,可以发现孟子时代《尧典》与西汉时代有很大不同,其文字信息要多于西汉今文本,内部结构、叙事顺序也有不同。《孟子》引述的舜故事多数与伏生本《尧典》相关,且战国、秦汉时代文献引述的舜故事,也多在伏生本《尧典》叙事时限之内,故战国时代若存在一篇《舜典》的话,它要么不为多数学者所知,要么混杂在伏生本《尧典》之中。《孟子》的引述间接指向的那个《尧典》当是一个很主流的本子。这说明,在战国中期,齐鲁地区《尧典》的主流版本与伏生本《尧典》不同。今本的顺序,从西汉司马迁的祖述及刘向的校书分析,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了,而且是邹鲁儒生的主流版本。     

试论《尚书》中叹词的作用及其影响

一《尚书》是我国上古时期早期的文史典籍,相传由孔子编纂而成。《尚书》的内容,除了后人追记的《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几篇是纪载上古尧、舜等帝王的历史功绩以外,其余大都是记载当时政府的文诰、命令。《尚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孟子》中孔子言论辑疏

研究孔子、儒家思想，不能仅限于《论语》，还应注意参考先秦其他典籍中记载的资料，尤其是《孟子》。《孟子》一书保存了《论语》未载的28条孔子言论，这些言论有比较高的可信性，它们不但可补《论语》之不足，而且其本身义蕴丰富深刻，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去圣乃得真孔子？

从孔子的生平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来看，孔子倡导仁学，为华夏开辟了一精神传统，孔门弟子、儒家学者即是从仁这一儒学核心概念出发尊奉孔子为圣人的。从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儒家选择通过出仕、得君行道来实现政治理想，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从“君臣之义”“尊卑之礼”的角度尊奉孔子为圣人。孔子的“圣”有多重含义，如果“去圣”，只能去历代统治者尊奉的代表“君臣之义”“尊卑之礼”的圣，作为民族精神信仰的孔子是不能被“去圣”的。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半部《论语》治天下”——感悟《论语》修身为政之道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编纂而成的中华文化传世经典。《论语》中的“学而不厌，学致其道”、“诲人不倦，善竭其才”、“修己安人，君子人格”、“为政以德，讲信修睦”、“尚中贵和，一以贯之”诸方面，集中体现出修身为政之道。在研读《论语》时，应心存敬畏之心，读其书知其为人，力求融会贯通，善于吸取其精华而无求备于一书一人。研读《论语》，对滋润心灵，滋养人格，对确立高校办学理念，领悟高教管理之道，必有助益。     

对《尧典》背景的哲学思考

《尧典》虽然以史料价值而闻名于世，但它的形成与古典哲学的萌动、产生与发展过程是同步的。从《尧典》的传闻阶段开始，就闪烁着人类童年认识的火花；到了有文字记载时．便凝聚成具有一定时空意识的观念范畴；再到零散的口传和简片相归成类，编纂成文时，已囊括整个人文、自然的普遍规律，成为一篇带浓重主观色彩的“教科书”。     

谈《侍坐》章的主题

《侍坐》章选自《论语·先进》篇。《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门生言行的书。据《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作为一种语录体的散文集,《论语》记叙了孔子对政治、教育、伦理、道德、文学等方面的见解,内容相当丰富。其表现形式也不拘一格,诸如独白式、对话式、座谈式等等。精彩生动,良多趣味。从文字上来看,大多篇幅很短,往往是三言两语式的抽象议论,便构成了富有哲理性的警句格言。     

孔、孟、荀三家说《诗》差异及其原因探析

儒家学派的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用《诗》、说《诗》的角度却不尽相同：孔子着重从道德教育角度以兴说《诗》，孟子注重从辩难角度以意说《诗》，荀子则擅长从修辞角度来阐述《诗》的文学价值。三家说《诗》不同之最大原因在于时代赋予的命题不同。     

上古汉语词义是上古文献写成时代的重要依据：以产生时代分歧最多的《尧典》为例

从上古汉语词义学角度研究上古文献的写成时代,同时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词语、词义作综合比较,会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据此研究《尚书》中的《尧典》,其大部分词语和词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么《尧典》也应该写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家语》复音词的数量统计及语料年代分析

《孔子家语》是一部研究孔子生平思想的重要典籍，但由于长期被疑为“伪书”而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以意义、见次频率、语法结构等标准对《孔子家语》中的复音词作穷尽性调查分析并将其与先秦其他典籍的复音词作比较后可以发现，《孔子家语》中的复音词在数量比例和构词方式上都表现出典型的战国晚期特点，其成书年代当不晚于西汉，而不可能是三国时期王肃所伪造的。鉴于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学界对其语料价值应予以充分重视。     

《隋史遗文》：明清之际隋唐讲史题材的新变

在讲史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对同一段历史题材的文学演绎，因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主题，隋唐讲史小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征。《隋史遗文》把视线从帝王转移到乱世英雄，它叙述的中心由帝王将相置换成草莽英雄，使得长期流传的瓦岗寨英雄传奇故事有了一个鲜明独特的政治道德指向。究其要旨，是在宣扬英雄处于乱世要善于择主，不可拘于“从一而终”的名节观念。追溯《隋史遗文》的成书及成书后的演变过程，不仅可以勘察讲史类小说叙事模式、演义中心等的变化轨迹，也可由此考察一个特殊时期文人政治、文化心态的生态特征。     

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第22简中的"吾子"探赜——兼论孔子的"知言"观

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篇第22简二见"吾子",从目前所见释读意见来看,"吾子"所指为何有待商榷。"吾子"在先秦文献中较少用于对话双方互称;该篇别简季桓子称呼孔子为"子",孔子称呼季桓子为"吾子",判然有别;且从对几个关键疑难字的释读,全简的重新句读和理解来看,此简二处"吾子"当皆为孔子称呼季桓子之语。简文孔子阐述了在位者不当使民"迷言",体现了孔子的"知言"观。     

庄子及庄周学派的孔子观——从“庄子”一书谈起

在《庄子》一书中,谈及孔子、孔子弟子,以及儒家仁义礼乐的地方,可说比比皆是,几乎每篇必具。由于《庄子》一书多“以寓言为广”,许多故事的确是作者编造出来的,无事实的根据。但是,我们不能因其无事实根据而忽略了它的理论意义和理论价值,它是研究庄学同孔孟儒学的思想分歧的主要依据和材料。《庄子》书中有如《渔父》、《盗跖》、《胠箧》等篇,专“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必然反映孔、庄在思想上的分歧,而书中也有许多“颂扬”孔子的地方,这应如何看待呢?其实《庄子》书中所称赞孔子的大都打上了庄学的印记。如“仲尼日:‘……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以下凡引《庄子》只注篇名)“仲尼日;‘自其异者视之,肝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