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政治小说创作论

在后新时期文学格局中,周梅森政治小说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学景观并代表了主流文学的中坚力量。从创作背景上看,周梅森政治小说是时代生活、文学演进与个人情怀交互作用的结果。周梅森政治小说既承载了主流文化的精神,又彰显着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其写作意义在于实现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良性循环,超越了以往的政治生活的书写模式与一般反腐小说的主题模式,标志着中国政治小说的成熟。     

沈从文的“现代”忧惧——《长河》纵论

"五四"时期,周作人借《小河》一诗表达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老忧惧。在小说《长河》中,沈从文的"现代"忧惧是指涉那种摧枯拉朽的革命政治的。     

后现代伦理道德的寓言——《路》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在小说《路》中,伦理道德问题是小说中反复考究的主题。科马克·麦卡锡用一个启示录式的伦理寓言,揭示后现代社会中的伦理混乱和道德败坏,反映现代人的伦理困境。沿着"生存"这条伦理线,男人与男孩面临种种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它们构成了小说中几个重要的伦理结。基于后现代伦理学的理论,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试图为解读《路》提供一个文学伦理学的新视角,从中解读麦卡锡的伦理观。     

政治伦理与生命伦理的交错变奏--改革小说英雄叙事模式之一种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小说中存有一种政治伦理与生命伦理相交错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显示了反抗传统政治伦理等级秩序的象征性意义。改革英雄超越复杂的政治伦理并同时超越生命伦理。"弑父"和生命伦理毁损是改革英雄生命中常见的样态。改革小说中这种叙事模式实际上是新一轮政治觉醒与人的觉醒的显著表征。     

从《万寿寺》看王小波的小说本体观

《万寿寺》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小说本体的理解,其中着力营造的"长安城"既是与现实生活相比照的艺术空间,也是小说本体的隐喻;而湘西凤凰寨的构建则充分践行了作者在小说叙事、伦理等方面的思想;作品中种种人物塑造除了寄寓了作者的生存理想外,更是涉及小说功用、主题等本体观念。深入解读《万寿寺》,对把握王小波的文艺思想大有裨益。     

新历史小说论

大约从1985年开始,新时期文坛上陆续出现了下列小说: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周梅森的“战争与人”系列,张廷竹的“我父亲”系列,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乔良的《灵旗》,格非的《迷舟》、《敌人》,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权延赤的《狼毒花》,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林深的《大灯》等等。这些小说叙述的都是一些作者及其同代人不曾经历过的故事,若从题材上进行简单的归类,它们无疑均属历由小说,但它们与传统历史小说又迥乎不同,无论主旨内蕴抑或文本形式都明显超越了传统历史小说的某些     

铁与火中的道德沉思——《三国演义》与传统伦理观念

《演义》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政治伦理小说,它在描述三国时代错综复杂、严酷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所洋溢着的浓郁的道德激情,感染着、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的确,在一个长时期内,《演义》成了封建社会广大民众的一部通俗的伦理教科书。     

责任伦理与儒家工夫论：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另解

责任伦理是由韦伯特别针对现代性政治提出的政治伦理，以之与意图伦理相对待。责任伦理亦可兼顾道德存心与实践结果之好坏，故此儒家的道德学说与责任伦理并不相互排斥。从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中，可以发现船山的工夫论是与责任伦理相契的。这主要表现在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因此其论修〖JP〗身的根本意向是投射至具体对象以为事功，而非收摄到主观的道德境界。不止如此，从《宋论》和《读通鉴论》对王安石与光武帝的评议，可诠释出三条儒家式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      

从小说创作看美国性伦理与政治意识间互动的演变

柏拉图把诗人赶出理想国,孔子将教化加之于文学;秦始皇焚书坑儒,《金瓶梅》几度遭禁;清朝文字狱大开杀戒,令人噤若寒蝉;《嘉莉妹妹》虽问世于20世纪,因“露骨的性描写”而被禁。这些都足以说明文学与社会政治紧密的相联与互生互动。通过对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100年跨度间美国几部小说的评述,探讨美国文学中演变的性伦理,旨在阐明性伦理价值观处于变化之中,文学与政治意识始终处于互动状态。     

连续、递嬗和“循环”——谈《尚书》的历史变动观念

在《尚书》历史思想中,历史变动观念丰富而重要。《尚书》的历史变动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历史是连续而非断裂的;历史是不同朝代（实即新旧时代）的递嬗;历史是某种程度的＂循环＂。它们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政治伦理和道德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爱》新论

本文选择从“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切入话题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对此人进行专门评说,而是要通过这个写实性而非象征性的人物与罗切斯特、简·爱所建构的三角关系对《简·爱》进行重新解读,力图使分析更加贴近文本底蕴的实际。     

毒物描写：《一千英亩》的隐型环境伦理主题

简·斯迈利的小说《一千英亩》蕴涵多种文学伦理内涵,其中隐性的毒物描写可以将该作品归入后自然小说之列。本文以环境文学之毒物描写为切入点,从环境伦理思考、环境伦理话语、环境伦理诉求三方面分析《一千英亩》的环境伦理主题,指出《一千英亩》等后自然小说中的毒物描写源于作者的毒物意识,是毒物危机背景下人类关于环境末世的环境伦理思考;潜隐在土地之争、父女矛盾等传统伦理话语下,小说揭露人类滥用化学毒物以提高土地产量,忽视毒物对环境和女性造成的无法逆转的危害,表面先进繁荣的农场暗藏着人与土地的生态危机,构成环境危机背景下典型的环境伦理话语;基于毒物描写的环境伦理主题反映了后自然小说的环境伦理诉求,表现出文学创作对特定历史阶段各种伦理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独特表达与作家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     

政治与伦理的张力——《左传》中的“子曰”读解

《左传》中的"子曰"思想丰富,可以从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张力来把握其政治伦理意蕴。其中包括权力和仁爱的矛盾,规范和私利的矛盾。处理二者的矛盾需要政治智慧,即"知"。     

漫议周梅森抗战小说的审美蕴涵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周梅森抗战小说的艺术追求,同时具体探讨悲剧意识和悲壮美在文本中具有的审美价值。     

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秦兆阳对这篇小说的修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秦兆阳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对区委书记周润祥形象的改写和对林赵爱情的强化上。这种修改与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小说的改写触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歌颂与暴露"、"写真实"等重大问题,因此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性别角逐中的女性——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分析

从王安忆的“三恋”、《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等作品中,可以考察出“性别意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小说创作的性别特征:1、性别游戏间倒错的女性位置;2、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3、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命运。     

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背离——十七年《人民文学》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透过十七年最为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我们可以窥见十七年文学所具有的鲜明政治色彩,以及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背离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的基础上,十七年文学建构了全新的革命伦理观念。它统摄了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使文学失去了自由表达的权利,而这一时期《人民文学》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也越来越偏离“文学是人学”的轨道,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     

婚外恋的政治隐喻与叙事伦理——《在悬崖上》，新读解

小说《在悬崖上》以一个婚外恋故事进行政治隐喻,表现了知识分子摆脱小资情趣回到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以情感叙事的形式完成政治规训。小说主题虽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在微观叙述层面却以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表达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话语的艰难突围。     

邪恶黑暗中的希望之光——戈尔丁小说《蝇王》的伦理意义探究

《蝇王》是英国小说家戈尔丁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儿童探险小说,而是一本道德寓言小说。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分析小说中体现的善与恶的问题,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诠释。戈尔丁创作这本小说是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他认为人性之恶是人类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蝇王》有着十分深刻的伦理意义:小说"审恶"的艺术手法实现了文学作品的道德教育功能,而且小说中的宗教伦理理想也给处于悲观绝望中的人类指明了救赎之路。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