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通过把城镇常住人口家庭划分为普通城市居民家庭、农民工市民化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以避免直接用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差量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效应的估计偏误,试图更加准确地估计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并检验社会保障的作用。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普通城市居民家庭高;农民工市民化还能降低家庭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步改善消费结构;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它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家庭消费改善和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提高—总收入增加—家庭消费进一步提升,持续地推动家庭消费的增加,按现有速度测算,如果将我国1亿农民工家庭全部市民化,每年至少新增国内消费约5万亿。     

湖南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倾向分析及对策选择

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表明,实现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湖南部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倾向,深入挖掘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倾向的关键因素,提出了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创新政策制度、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促进农民工稳步增收等对策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与政策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然而,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却面临诸多困境,主要是制度安排困境、社会资本困境和人力资本困境三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在于改革和创新制度、培育社会资本和提升人力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X区为例

基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采用抽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经济、心理和社会因素的角度,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不是很明显;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年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生活满意度、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组织支持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提出了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进程的对策。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经济生活、受教育状况、权益保障、政治参与等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急需进一步提升和培养,当前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别化战略、分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推进战略、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的总体思路;指出增强就业服务、实行制度创新、加强教育提升、加大社会融合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结构化特征与对策

在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视角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来自于制度障碍、人力资本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等。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就是要在当前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下整合各类配置性资源,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期通过各种要素的相互结合和互动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差异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2711位农民工的调查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同时也是农民身份转化的过程。就现实而言,在此过程中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住房、教育以及社保等诸多方面面临着各种困境。为了较为真实、全面地认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特征,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分析可知: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既有共性(例如心理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又存差异(例如住房、择业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基于此,政府应在就业质量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参与与融入等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合理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转变,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社会排斥：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

学界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原因缺乏深入的分析,已有的研究多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具体障碍与现实困境,并未揭示出根本原因。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排斥,具体表现为制度排斥、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各方面的排斥相互影响与叠加,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相继出现农民工市民化、农民转移就业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土地问题。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能与趋势、困境及成因的分析,得出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中,亟待妥善处理的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权利,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     

我国网络灰色地带的治理路径

从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络灰色地带就借助不断涌现的网络媒介和平台肆意蔓延,其对社会主旋律、网络正能量的消解和离散不断加剧。在我国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中,网络灰色地带是薄弱点;在理论研究上,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因此,揭示网络灰色地带的内涵与特征、正视网络灰色地带的现实存在及负面影响、确立网络灰色地带治理的基本原则、构建网络灰色地带治理的长效机制对净化网络空间、唱响网上主旋律、聚集网络正能量、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城市化移民诸变量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城市化移民涉及诸多变量。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社会变量的社会语言学影响是不同的。那些离家较远、弱连接越丰富、期望留在城市、职业较开放、收入较高、异质型居住的移民,最易出现语言变异或者接受新的语言形式。虽然城市化无疑会有助于普通话的传播和使用,但是一些变量依然会成为阻碍的因素。正在进行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为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一片沃土。     

甘肃省人口城镇化与生态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基于扶贫开发协同发展视角

甘肃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战略通道,在推进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进程中,应重视省域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区域差异以及城镇化均衡发展,更应关注全省人口城镇化、区域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影响,构建生态城镇化建设与扶贫开发协同发展模式和机制。应坚持全省两大区域和四个分区生态城镇化一体建设,以新型城镇化推动生态城镇化和贫困人口城镇化,通过构建生态城镇化建设综合支撑体系和保护补偿机制,健全全省城镇化建设生态评估体系,重点推进兰白榆生态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人口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与精准扶贫目标趋同发展效应,最终推进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若干重要问题文献综述

城市化是一个涉及到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现象,国内外各学科的学者对其研究颇多。城市化的作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城市人口的扩张、过度城市化、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我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等,都是城市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离不开产业发展的支持。     

县城和重点小城镇发展是农村城市化现实之路

“乡镇企业+小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架构下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典型模式,发展“经典”有苏南;但其“分散性、不规模”倾向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集中化、规模化”趋势是不相一致的,在某些方面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农村城市化的思路应有所调整。县城和重点小城镇应当成为农村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承担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历史责任;其他“建制镇”和集镇只是构成农村城市化的一般基础。要以县城为中心发展重点小城镇,推进农村城市化。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之误区及其出路

土地利用是否合乎城市化进程的客观规律与内在要求，将直接决定城市化成就与否。我国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相对缺乏。土地的法律属性为公有制所有制，土地所有权不得转让，但土地使用权可以合法转让。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存在着城市化等同于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大而全、城市化等同于农村城市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征收农业用地是城市化所需土地的唯一来源、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等认识误区。我们应在参考借鉴国外相应制度的基础上，采取在条件适合地区推进农地的规模利用；科学规划，严格监控，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集约用地制度：完善土地的市场定价机制，丰富土地取得方式，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措施，科学利用土地，合理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立法保护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陷入两难之地。为研究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立法问题,在深刻认识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矛盾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城市化率的提高部分建立在耕地减少的基础之上;要协调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运用土地集约利用原理为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提供路径,强调城市建设也是一种经营土地的方法,城市化建设与耕地保护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指出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原则,比较城市化建设收益与耕地占用成本价值的多寡,强调运用法律的手段协调二者的关系。针对法律关于耕地资源保护中存在的耕地产权制度不足、土地流转制度严格、激励制度相对匮乏的问题,建议进一步明确耕地产权,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基础上,要创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建立适度简易的土地流转制度,让耕地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来;加大耕地补偿力度,参考市场价格,增强农民保护耕地的意愿。     

基于TOPSIS模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为评价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只有省会长沙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湖南省14个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第二类为株洲和湘潭,第三类为岳阳、常德、邵阳等11个市州。根据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兼顾公平,促进各市州的协调发展;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预测分析

确定合意的城市化水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城市化水平的预测模型与方法众多,这些模型与方法各有特点,结果迥异。因此,首先对现有城市化水平预测模型与方法进行评价与选择;其次采用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水平,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在2030年将达到60%左右。根据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城市化发展趋势,60%左右的城市化水平是合意的,盲目快速赶超其他国家是不切实际的。     

企业集团资金分配策略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取决于R&D投资的多寡.以博弈论为基础,探讨了企业集团总部和成员企业如何将可支配资金用于R&D投资或专项投资.在分析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两种情况后,我们得出了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企业集团总部总是倾向于进行R&D投资,而成员企业倾向于专项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