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全集》编辑始末

张元济先生遗文的结集出版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几十年的积累,最终结集为10卷本《张元济全集》,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集的编辑工作除了按文献的体裁和写作时间先后作编排之外,主要有:对一些不太完整的信件或文章做了进一步考订;对原来不署书写年份的书信或文章的书写年份尽量作出考订;尽力寻找原稿(包括原稿复印或影印件)或初次出版物,纠正以往历次公开出版过程中造成的文字错误,保持历史文献的原真性。《全集》出版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新资料,约12万字,主要来自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及张元济日记稿本中的一些新见资料。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务版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商务版教科书的成功在于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民国后许多民营出版商大多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不无关系。然而,《张元济全集》对张氏主持编印商务教科书的成就,反映明显不足,除几篇教科书序跋、几封有关通信外,张氏署有编纂人或校订人的教科书原书,一部都未收录。辑编人原先考虑收入几部,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功,后来只在第10卷"附录"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教科书往往是集体成果,编入个人文集有一定难度。建议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并提出四点设想。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

明末著名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教内人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提到了《证主默解》一书,并引述、批驳了其中的部分言辞。现代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证主默解》一书已佚,但通过对《正教真诠》中引述的话和现存明末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江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而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穆斯林学者对待汉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     

《文学兴国策》与近代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

1872年,日本驻美外交使节森有礼将美国各界著名人士关于日本教育改革的13封信函等汇编成《Education in Japan》一书,次年在华盛顿出版;1896年,来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又将这13封信函等译成中文,取名为《文学兴国策》,由上海广学会刊印.近代中、日、美三国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这一段不寻常的史实,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全宋诗》佚诗新补100首

《全宋诗》出版后，学界所作的增补辑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宋诗分布的区域广，涉及的史籍文献浩博，因此增补辑佚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翻检史籍文献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为《全宋诗》漏收、同时也为其他《全宋诗》辑佚文章所未及注意的佚诗，计有100余首。     

清代耶稣会士贺清泰《圣经》译本源流再探

从晚明至清中叶,虽然《圣经》汉译并未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首要目标,但仍有传教士在译经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出版了一系列源于《圣经》的节译、编译文本,更有人克服罗马教廷和清廷的限制,尝试翻译整部《圣经》。近期学界较为关中文作者简介：注清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所翻译的译本,主要探讨其汉文版——或称为《古新圣经》——的译经原则和方法、白话文体特色,并扩展至对其满文版传抄历史的考证,以及对满汉合璧版的语汇和文体的研究。不过,贺清泰译本在后世流传的情况相当复杂,目前尚有多种满文及汉文抄本散藏于各地,相关研究仍存在疑问和疏漏之处。本文以文献考证为主,辅以详细的例证解析。一方面追溯贺清泰译本各版存世抄本的次第源流,其中包括笔者新发现的一种汉文抄本,以全面展示这部天主教译本的传播网络。另一方面,重点考察在此前研究中被忽视了的满文版与汉文版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多方面实例阐明汉文版的相当一部分经卷——尤其《旧约》部分——的翻译是以贺清泰先行完成的满译文本为直接参照,而非通常认为的以标准版武加大译本为源本。综合考察贺清泰译本的形成、传播及各版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版本校勘工作,也会将新的角度和方法带入文本分析,进而更清楚地认识和评价清代天主教传教士在困境中进行的具有开拓性的译经活动。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校读札记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目前人们研读《史记》的权威文本。近日,笔者取民国年间张元济校勘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以下简称“百衲本”）与之对校,见二本或有异文;现取《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下简称“《校补》”）、《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以资参证,就异文中可商之处草成数则,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清代诗人施兰垞及其文学活动考论—兼谈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写作时间问题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有《答施兰垞论诗书》《再答兰垞第二书》两封书翰。这位施兰垞姓施名谦,是清代雍、乾时期浙江诗坛上一位重要诗人。他参与南屏诗社活动,与杭世骏、厉鹗、周京、舒瞻、诸锦等诗人都有交往;曾参加《宋诗纪事》的勘定工作;还受杨绳武举荐,纂修《乾隆吴县志》,参与了江南很多文学活动。然而他姓名湮没,学界多不知施兰垞为何许人。本文以笔者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发现的《兰垞遗稿》为线索,对施谦其人及其文学活动作了初步考论,并根据施谦的卒年确定了袁枚给沈德潜的论诗书翰的写作时间。     

寻找圣经中传说的国王

公元1145年出版的《奥托主教编年史》中这样记载：约翰是《圣经》中东方三圣人的后裔,他信奉基督教,用一只翡翠宝杖统治着亚洲大片土地。他曾在波斯大战穆斯林军队,获得全胜。当他挥师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底格里斯河水涨水且没有运输工具才停止了前进。     

楚简《太一生水》的学派再辨析

《郭店楚墓竹简》出版至今已有10年,其中的《太一生水》由于行文别致、论证生动一直备受学界专家关注,就其学派归属问题曾有颇多争议,至今仍未达成一致。本文以此为论题,先辅以图形简要解说《太一生水》的内容,后采用文献对比的方法具体论证《太一生水》的思想,最后将《太一生水》归类为道家。     

辛亥革命期间《东方杂志》停刊原因之考析

《东方杂志》发行史上的第一次停刊,发生于辛亥革命期间的1911年11月15日—1912年4月1日。此次停刊,除了为避开当时扑朔迷离的政治风潮的普遍原因之外,还受商务印书馆当时所遭遇的主要困境、张元济个人的政治思想、上海报刊界与南京临时政府之争等因素的影响,而非单纯的因交通受阻或张元济个人的审时度势之举。     

论《资治通鉴》唐史部分的取材问题——以张均、张垍之死为例

《资治通鉴》对于唐代张说之子张均、张垍孰死孰生的最后结局,与两《唐书》《册府元龟》存有歧异。该文以二张事件为例,以原始文献为基础,通过对勘各史料记载,分析各自的取材依据,追究《资治通鉴》在二人生死上的致误缘由,进而论证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史部分的取材问题。该文认为《旧唐书》与其他文献相一致,故而书中对二人结局确凿无误;而《资治通鉴》独取唐代柳珵所著《常侍言旨》孤证不立,在唐史研究方面应慎重使用《资治通鉴》。     

爱国更重要的是爱人——学者邵建谈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

南京晓庄学院的邵建先生始终把自己定义为“边缘人”。其实。他可是国内颇有名气的人文学者及时评作家，在“一南一北”的《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亮相频频，口碑颇著。今年以来，邵氏新著《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1月版）甫一问世．就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近水楼台先得月．     

对国内《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勘正

《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出版的两本重要广告史著作,也是世界广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典籍。但国内学界目前在世界广告史研究中涉及和阐释这两本重要著作时,还存在着诸多史证缺陷和需要商榷的史实问题。通过研究《路牌广告史》和《早期广告史》出版地和作者的国籍问题及其各自的重要学术价值,并勘正当前我国学界在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阐释中所出现的若干问题,能够为我国方兴的广告学作出一点贡献。     

张元济的宗教观与佛道典籍出版

出版家张元济不信教,却留下了不少关涉各种宗教的言论与著述。他一生主持编译的第一部书稿,是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他与马相伯的交往,在纽约中国留学生集会上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说中热情呼吁培养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等等,构成张元济宗教观的方方面面,成为研究他的文化观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出版家,他更以自己的出版实践,成功履行了为佛教、道教典籍"续命"的使命,一批序跋文字对佛道源流的精辟论述,大大丰富了他的宗教观。整理出版宗教典籍是为了"存古",而不在于布教。所谓"存古",即"为古书续命",继承传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利用。外来的佛教与本土形成的道教,千百年来留下的丰富典籍是人类智慧结晶的一部分,后人没有理由拒绝。从《续藏经》《道藏》《碛砂藏》等等的出版传世即是证明。     

《宝礼堂宋本书录》作者考

《宝礼堂宋本书录》是一部重要的古籍图书版本目录学著作 ,张元济先生对该书的编辑和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但他不是该书的作者 ,该书的作者是宝礼堂的主人潘宗周     

元曲研究的可喜收获－－读奚海的专著《元杂剧论》

世称唐诗、宋词、元曲。对于唐诗、宋词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且早已有《全唐诗》、《全宋词》的出版,可谓成绩斐然,硕果累累。然而在对以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为代表、以杂剧创作为最高成就的元曲的探讨上,却与其本身的辉煌,存在着太大的落差。1998年由徐征、张月中、张圣洁、奚海主编的《全元曲》的出版,打破了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填补了域内尚无一部元曲作品总汇的空白。最近,奚海又推出了他的专著《元杂剧论》,这是一部对元杂剧的思想的、审美的价值及其开拓创新意义有着精辟阐述和系统总结的力作。(一)全书视野宽广,高屋建瓴,把元…     

谈《嘉兴藏》的历史地位

文章简单总结了近几十年来对《嘉兴藏》研究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其研究价值。中国佛教典籍存在两个传承系统,《嘉兴藏》提示我们要重视佛典的民间传承系统。在刊印《嘉兴藏》过程中,先贤体现出了敢于担当的精神、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合作的精神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等值得继承的民族精神。依据日本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大正藏》存在的严重问题,从而使《嘉兴藏》在汉文大藏经系统中的历史地位大大凸显。     

六朝文学研究的趋向——以三部古籍为中心

最近二十年,中国内地学者对六朝文学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南朝。这是因为受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南朝文学的评价过低,导致对它的研究不足。六朝文学研究的近况,从新近出版的三部新整理的古籍可见一斑,它们是《金楼子校笺》《玉台新咏汇校》《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它们都算是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其整理一方面仰赖于相关的研究积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深化,因此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论编辑之隐身与显形 ——以《干校六记》的英译出版过程为例

文章以两位编辑高克毅和宋淇在校订出版杨绛著作《干校六记》英译本期间与译者葛浩文、作者杨绛、读者刘绍铭、出版社社长唐纳德·埃尔古德之间的85封私人纸质通信为基础,回顾了从发起翻译该作品到译作出版的整个过程中编辑承担的职责及所作的贡献,揭示了编辑隐身译作背后被遗忘的现状,提出了编辑主体性这一长期被翻译学界忽视的议题,论证了正确认识、评估编辑主体性对译作海外出版传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