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

本文把村落公共空间界定为乡村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并依据型构动力不同将其划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两种理想类型.村庄秩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村庄社会中的行动主体及其活动,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其中所呈现的一致行动能力便构成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村庄社会关联作为村庄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又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重要的生成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村庄秩序基础的变更,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的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秩序重构的意义--兼论社会变迁中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

本文在对村落公共空间做出概念界定与理想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呈现出正式公共空间趋于萎缩与非正式公共空间日益凸现的趋势。正式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地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乡村社会交换的演变及其生成逻辑

乡村社会交换伴随着乡村变迁而发生演变 ,这一过程离不开乡村社会特定文化情境的切换 ,不同的社会秩序格局及由此衍生的社会信任基础孕育催生社会交换的演变 ;乡村社会交换演变的实际展开又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 ,社会交换所赖以展开的社会资本因经济形态不同而发生质的变化 ;村庄历史记忆的逐渐淡出也是导致乡村社会交换演变的重要根源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化与关系重组*——以巴村为例

农村基层项目扶贫实践中,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博弈直接影响村落社会关系结构。巴村的易地扶贫搬迁事件表明,从扶贫资源下乡后产生的贫困户资格之争到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落地的搬迁名额争夺,村庄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出现明显分化,这种分化造成了村庄社会关系重组,村落社会治理失序。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要使扶贫项目成为优化村落治理的有效手段,就应坚持以贫困群体为中心,兼顾基层政府的行政意志和村庄整体利益的统一,并在相互信任与互利合作的基础上重建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秩序。     

城市化与“村落终结”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后果,城市过密—过疏的两极发展使得传统的乡村世界开始面临空前的挑战。村落终结的形态是多元的: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而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则是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而走向终结;在政府社会规划工程的主导下,通过村落合并等形式,亦使村庄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城市化。故所谓村落终结已远非简单的空间变迁和关系变动,亦不是农民群体单一的去农为工,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迁过程,其间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这就要求我们深入辨析村落终结现象的实质,并对其社会后果进行再评价。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全方面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 ,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 ,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 ,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 ,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 ,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十四五”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机制及图景——基于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考察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丰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路径。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口和资源外流加速，文化传承的主体、机制和动力缺少，文化发展动力不足，直接影响农民的文化生活、公共秩序及社会联结，文化振兴势在必行。老年人作为乡村社会的坚守者，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乡村，他们关心村庄发展和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应对乡村文化转型之困的重要主体。可借鉴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实践，通过老年人的组织化找回乡村振兴的主体，回归乡村振兴的本质，推动文化资源整合、价值塑造和组织重构，铸造新的文化生态和公共规范，增强社会关联和合作能力，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文明传承提供坚实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基础。     

旅游型村落共同体演变的表征与动力——社会凝聚力视角下的多案例分析

乡村社会凝聚力是维系旅游型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纽带,由基于经济利益的乡村物质凝聚力、基于主体地位的乡村制度凝聚力、基于地方认同的乡村精神凝聚力所构成。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村落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不断变化,呈现出从旅游开发前的血缘联结到旅游开发初期的核心弱化、再到旅游开发后期的命运共生的阶段性演变表征,命运共同体成为旅游型村落演变的最终理想归宿。国家权力的强势规训与服务型治理、外来资本的经济逐利与社会取向、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与增权等主体性驱动力量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交叉影响,共同驱动乡村社会凝聚力的强弱动态变化,进而成为村落共同体阶段性演变的底层动力。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居民主体地位、培育地方综合认同来重塑乡村社会凝聚力,构建旅游型村落命运共同体。     

从公共空间看农村社会控制的弱化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弱化和公共空间的弱化并存。其典型表现就是基层社会组织的松散和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乏。公共空间弱化是农村社会控制弱化的结果和体现,并进一步对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公共空间的重构着手,研究农村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机制的建设。     

当代乡村民间公共活动观照——以梓潼县石牛镇为视角

当代乡村的公共活动呈现出高度自治性的特点,民众自发组织各类公共活动,自觉参与其中。弥漫于乡村的民间信仰是公共活动的主流,是乡村民众自觉参与公共活动的基础,成为支撑乡村公共活动空间的主要事项。当政府逐渐退出乡村的公共活动领域时,另一些事物必然会占领它。如何重新掌控广大乡村的公共活动是政府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它关乎社会的稳定。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秩序均衡成因论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新生政权扭转了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局面,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均衡、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与国统区民生凋敝、民不聊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全面分析并总结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均衡的成因,对当前维护农村稳定与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社会秩序的失调及其重构路径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转轨、结构变化以及社会形态变迁都可能带来社会秩序的失调.转型时期社会秩序的失调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秩序的失调会引起社会生活的暂时紊乱,但是也孕育着适合社会发展的新秩序,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并重构社会秩序,使之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秩序的重构可尝试通过重建价值体系、完善社会规范和加强社会控制等手段来实现.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

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是透视乡村社会性质的重要视角以及理解村庄政治的基础,因而成为当前村庄治理(村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20世纪中叶前后,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时,就区分了村庄中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这三种基本的权力类型,并突出了村落权力是家族权力的泛化和延伸;[1]杜赞奇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2]黄宗智分析了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态、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结构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类型的影响。[3]近1个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     

论文化空间视界下的黄梅戏传承与保护

黄梅戏作为地方戏的重要代表,曾经盛极一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变迁,乡村民间文化急剧流失,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削弱,黄梅戏的传承与保护陷入困境.乡村社会的“空心化”、传统村落的消失、过度的文化功利主义以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缺失和错位,都加快了黄梅戏的衰落.传承与保护黄梅戏,必须重建其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中心镇村体系规划建设中,应在相关的戏曲文化活动密集区优先把黄梅戏文化的“安放”纳入公共空间布局.     

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成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打开乡村基层治理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智慧。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基层治理视角，可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3个核心维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展演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成果；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程度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影响治理效能的效应边界；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地方依赖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实现。研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治”，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意涵，提供了造福百姓的学理路径与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