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危机与重构：董仲舒对西汉王权合法性的建构

西汉政权自建立起就一直存在着关于王权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所采取的一系列论证措施也没有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相反却导致了地方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的先后叛乱,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董仲舒融合了儒家、法家和阴阳家等有关王权合法性的理论,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论证了王权存在的合法性,王权统治的合法性,王权独尊的合法性,王权更替的标准和依据,以及新王＂受命改制＂的合法性,为西汉＂大一统＂的王权重新建构了一个合法性的根基。     

论“分”作为荀子哲学的起点

诸子中,荀子思想具有很鲜明的分的特点。荀子的思维分类方式有着很深的儒家传统影响和现实参照。一是儒家对礼的遵循、维护对荀子有重大影响,二是荀子对现实学术争论的回应,三是荀子对人与人性的理论分析。荀子分的思想力图重整已经混乱的现实世界,为大一统理论的建立做了前期准备。荀子分的思想也是诠释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角度。     

论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

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与其儒家大一统王道政治观相辅相成,既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反思,也是对建立新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的理论建构。王通强调以政治认同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基础,提倡仁德面前各民族平等,主张民族文化交流与互补,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民族观,并为唐代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开启了理论先河。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     

先秦儒者以君主为“言说”对象传播儒家之道的尝试与失败

战国时期,为政者的地位受到传统贵族的威胁,其有向士人寻求方略的需求,儒者亦将"为帝王师"视为实践其政治思想的重要途径,两者的契合促成了儒者以"言说"为手段向君主传播儒家之道的尝试。但由于先秦儒者"言说"过程中其政治主张常常遭到社会现实的证伪,再加上"言说"中不乏迂远空阔之辞,故其主张难以为君主采纳。儒者在向君主"言说"的尝试受到挫折后,将宣扬儒家之道的对象由君主转向士人,希望通过培养合格的士君子以达到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目的。     

何休《公羊解诂》的君主论思想

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借《春秋》史事,以公羊家的视域,阐发了其有关君主及君主政治的思想和理论。其君主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为核心,要求君主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以孝、廉、信表率天下;主张"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提倡重民用贤的德政;在君臣关系上强调"以道事君",甚至提出君臣之间存在"朋友之道";在君位传承上则坚持以嫡长继承制为正道。     

试论荀子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在传统文化中,荀子属于儒家。人们通常把孔子、孟子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实在传统文化中最有地位的应当是荀子。谭嗣同对此曾有这样的评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全集》第337页,1981年中华书局新版)谭嗣同的论断,揭示了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基本上是荀子的思想,这是正确的。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国家,都想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就在这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即将形成的前夜,荀子为地主阶级提出了封建统治的篮图。他论述了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形成以后,国家应当由一个英明的君主来统治。荀子思想从这里出发,展开了对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的全面论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可以发现中     

论荀子礼学的三个“统一”

采用文献法、比较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统一性＂为中心,考察了荀子礼学的三个特征,认为荀子礼学思想的＂统一＂性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     

大一统再认识

大一统包括政治体制和政治观念两方面的内容。它发轫于夏，发展于商，至西周达到了王权政治下大一统的鼎盛时期。春秋是王权政治下大一统的衰落和解体时期，战国是王权政治下大一统向皇权政治下大一统的过渡、转化时期。因此，大一统应分为王权政治下具有初级特点的大一统和皇权政治下具有高级特点的大一统两种形态     

荀子伦理思想初探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性恶论”是其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在“性恶论”的理论基础上,荀子主张“化性起伪”;在义利观上,他主张“义利并举”;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倡“隆礼重法”。     

传统与继承——孔荀言论思想之我见

孔子是儒家文论的创始人,也是诸子中最早研究文艺理论的人,他和荀子均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艺理论家,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世界观不同,荀子在对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文学观继承的同时又有所不同。两人在文质论上,均主张文质双美,但是论述的角度不一样;在道论方面,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观点,赋予了孔子文艺理论思想以新的内容,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所服务,更加地顺应了历史时代的要求。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之嬗变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后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诗学理论无不滥觞于此。孔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揭示了孔子诗学理论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竹简表明七十子诗学上承孔子诗学,下开孟、荀诗学理论,填补了孔、孟、荀诗学理论关系之间的空白;孟子诗学主要为其论辩服务,以诗论政,而荀子将诗学理论政治化,融诗入政。竹简的发现给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面貌。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冲突和纠葛——建国后郭沫若的身份困惑

建国后,担负政治要职的郭沫若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他的功利化、工具化的艺术主张也越来越趋向极端,这种在文学创作中高度体现政治第一、政治正确的政治性要求,导致了一种歌颂光明、拒绝灰色、反对悲剧的“欢乐颂”式的文学观。然而,郭沫若文学家的精神气质,又使得他内心渴求“本真”,厌恶“虚伪”,于是在私人世界里,郭沫若显得焦躁、懊恼和痛苦不堪。郭沫若的公众形象与私下形象的巨大反差正是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不同身份冲突的表现,而建国后的他正身陷在这政治与文学的漩涡中无法自救。     

弗洛姆的异化理论评析

弗洛姆站在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从异化的角度阐释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认为,异化的症结所在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重占有"的本性;主张通过对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一系列变革来消除异化。对弗洛姆的异化理论,要给予正确的客观评价,尤其是要看到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启示作用。但是,他的异化理论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使他的思想陷入空想漩涡,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试论韩非“生而好利”人性观在其法术理论形成中的作用

荀子倡性恶说,但主张化性起伪,力图以后天教育的方式改造人的本性,进而导向为善的道路.韩非接受了荀子的性恶说,但从"人性利己"中发现了它的积极因素,并由此引申出他以法治国的主张.     

荀子对先秦宗教思想的改造

荀子生活在战国晚期,他持自然天道观立场,改造宗教神灵为“形具而神生”的身心和谐论;他最早从认识角度分析了宗教信仰的心理根源;提出了礼乐制度的人性根据。他融合儒法学说为一体。在探索生命终极价值和政治合法性问题上,荀子以“神道设教”思想汲取了宗教凝聚、提升感情、信仰的方法,但也使他的部分学说侵染了宗教色彩。     

试论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思想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柳宗元认为 ,传记的写作宗旨在于辅时及物 ,经世致用 ;传记作者的神圣职责在于敢于秉笔直书 ,以撰写一代史事为己任 ;在传记材料的搜集上 ,强调实地调查 ;而在传记文学的立传标准上 ,柳宗元主张拓宽传记文学的创作空间 ,并以一批优秀的人物传记实践了他对传记文的创新与开拓。     

唐君毅对荀子道论特点的分析

唐君毅对荀子道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书中。他认为,荀子之道特指人道,是将人区别于一切自然之天地万物的关键性因素。天是人道产生的背景上之根据。人道乃能知能行之道,且能给人的认识提供止息处。人道包含用心之道和人文政治历史之道两个层次,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有机统一。在人文政治历史之道的层面上,它又包含理想和现实两个向度。同时,人道也是一人文统类之全体之道。     

扬雄人性思想本义

扬雄的人性论思想应该置于儒家道德修养论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孔子勾勒出了道德修养的框架,《中庸》试图为之作形而上的论证,孟荀从不同角度整合修养理论。扬雄超越了人性善恶的争执,从人性平等的意义上强调了后天学行的重要性。扬雄思想是对孔子人性论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