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的喜剧形象与国民的隐显人格（上）——《西游记》猪八戒形象新论

《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以“贪”和“呆”为其外部特征,以“真”为其形象的实质性内容,是世俗化的喜剧艺术典型。分析了人们对猪八戒形象既喜爱又嘲笑的矛盾审美观感,认为这既和国民性格中的隐性人格和显性人格这种分裂型的双重人格有关,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责任感矛盾的产物,同时又与这个形象的喜剧性特征有着重要联系。     

论喜剧形象的塑造

一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物形象是文艺作品的主要对象。对于喜剧创作来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重要。“除了人以外无所谓滑稽,因此我们研究的对象首先是人,是人的性格。”我们完全可以把喜剧人物形象简称为喜剧形象。怎样的艺术形象才能称之为喜剧形象?由于对喜剧本质的理解不同,对喜剧形象的规定也就有别。西方正统的喜剧观点认为那些被讽刺、嘲笑的对象才是喜剧形象,喜剧形象与悲剧形象的界限不可逾越,悲剧形象应是肯定的对象,喜剧形象只是否定的对象。这样的规定是片面的,把许多正面喜剧形象拒绝于喜剧殿堂之外,既不利于喜剧艺     

公众视阈中的教师形象期待

教师形象是自我形象,更是他者视阂中的形象。公众视闲中教师的形象是怎样的,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社会对“以人格为特征的教师形象的期待”的蛄论。教师人格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是教育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因素的影响。在师资培训和选拔上重视适合教育的人格特征,是现实教育提出的重大的课题,特定的人格应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构成。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及其人格内涵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倾注全部热情和笔力塑造的艺术典型。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形象有一个较漫长的形成过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野史传说中的名士形象、宋代词作中的儒将形象、元明杂剧中的道教军师形象。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外部形象流泻出疏淡闲雅、潇洒飘逸、从容不迫的精神风范,表现出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征。同时,诸葛亮又具有“儒者气象”,体现了“以道持守”的儒家道德人格,两者相济互补、相辅相成。     

形象权探析

形象权是与肖像权既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的人格权利,它弥补了传统人格权制度在商业性使用、开发特定人身分特征领域存在的法律空白,该权利仅限自然人享有,其部分权能够在权利人死后延续一定时间.     

心学视野下《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探析

明代阳明心学对《西游记》影响深广，本文拟从“自然人欲”与“正心诚意”两方面分析心学视野下猪八戒形象与心学同中有异之处，从而揭橥猪八戒的形象意义。     

《老人与海》的圣地亚哥英雄式谦卑形象解读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成功地刻画了一个“重压之下能保持优雅风度”的英雄形象。不同于海明威笔下的其他英雄人物,《老人与海》中老人圣地亚哥在面对厄运、失败和风烛残年时展现出了独有的英雄式的谦卑。这种英雄式的谦卑形象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老人圣地亚哥对小男孩马诺林的依赖;圣地亚哥赋予喜怒无常的大海以女性的形象和特征以维持生计;老人对海洋生物尤其对大马林鱼既爱之又不得不杀之的矛盾情愫;以及老人“可以被毁掉但不能被打败”的硬汉精神。     

《聊斋志异》的女妖形象英译——女性主义翻译解读

中西方文学中都有女妖形象的原型，其共同点是既充满诱惑又让人恐惧。《聊斋志异》的女妖形象与《三言》故事中的女妖形象都被称为“中国妖姬”。这些形象形态各异，暗示了一种有别于以被动和服从为特征的新儒学典型的反抗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义的特点。对这些女妖形象进行英译时。也自然带有女性主义翻译的特点。具体体现于三个方面：场景解读、心理细节和诗性描述。     

谈喜剧人物的虚假性

喜剧表现人物自身的矛盾是多方面的，而其中起着支配和制约作用的乃是喜剧人物形象自身“真”与“假”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不同喜剧人物身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因而便产生了不同的喜剧性效果；同时，人物与观众之间的不协调或不一致同样也表现为一种“真”与“假”的冲突，这对矛盾关系又构成了喜剧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宋江形象的悲剧性

宋江是《水浒》中复杂而矛盾的形象。本文分析指出宋江形象其实是《水浒》作者矛盾思想的化身,是“理学”与“心学”对垒的时代思潮的产物,宋江“忠”的观念与实际的相悖。宋江的形象具有二重性.一是“忠义”形象,二是“个人奋斗”形象,这二重形象、两条线索终是一曲博大悲歌。     

不自由的情态与反自由的形象——新实践美学范畴体系中的喜剧性

在新实践美学范畴体系里,幽默和滑稽属于实践不自由的形象显现的范畴,阳丑则属于反自由形象显现的范畴,它们同属喜剧性维度,喜剧性的本质在于它的滑稽和幽默,所显现的是人在矛盾倒错、荒谬乖讹之中的不自由境况。在喜剧性作品中,喜剧性是通过不自由状态的幽默滑稽与阳丑的三种反自由的形象来相互转化表现的。     

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以《人民日报》“三农”报道为例

采用语料库方法，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从高频词、关键词和“农民”的搭配词等角度，分析了《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表明，《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塑造的中国农民既有依靠土地、种植农产品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又有规模化、专业化、企业化和规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更为凸显。它既构建了中国农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三农”经营主体形象和国民经济经营主体形象，又塑造了他们弱势群体经济形象和获益后的受益者形象以及以“培训”为途经的新型职业农民形象。文章认为这些特征及其形象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也与中国政府正视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政策举措有关。     

从紧箍儿看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

提起孙悟空,人们想到的常常是一个乐观的战斗英雄形象.他的幽默、机智、自信、勇往直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因此成为最深入人心的一个喜剧形象.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在这个喜剧形象背后却蕴涵着浓厚的悲剧性.从紧箍儿,从作者对孙悟空的矛盾态度,联系明中叶社会文化背景和作者思想来考察,可以看出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内涵及社会意义.     

跨文化喜剧形象的美学特征对比──—谈福斯塔夫和唐知县

福斯塔夫是英国文坛巨匠莎士比亚笔下（亨利四世）中的主要角色，唐成则是我国传统戏曲片（七品芝麻官）中的主人公。这两个人物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艺术形象，在两个人物身上都有着令人喷饭的艺术效果，但这两个人物身上的喜剧性格所表现出来的美学特征却大相径庭，从而成为中外喜剧艺术中两个风格迎然的喜剧形象。喜剧是一门笑的艺术，但它不等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笑”。笑只是喜剧的一种独特形式和特殊效果。一出喜剧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它的喜剧性，而作品的喜剧性又总是集中体现在人物身上，并通过人物性格所规定的动作、冲突表现出来的…     

喜剧性矛盾与喜剧性冲突

喜剧情节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作为实际内容的喜剧性矛盾。喜剧性矛盾不仅产生喜剧情节,而且要求产生喜剧效果。因此,作为产生喜剧性的喜剧矛盾的构成无疑就是值得探讨的了。一、喜剧性矛盾与喜剧性冲突喜剧性矛盾是一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它既包含现实生活中的喜剧性矛盾,也包含艺术中的喜剧性矛盾;既包含客观现实矛盾在喜剧中的反映,也包含虚拟的戏剧矛盾;既可以     

华文世界的言说：女性身份与形象

以汉语与性别作为特征的世界华文女性文学，表现出复杂多样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图像。文化背景的多重性，思想资源的丰富性，不同国家与地区文化形态与母体文化的整合，致使女性形象内涵有着无穷可塑性，又能提供阅读予无限可解性。置身于文化、国家、性别“三维”空间中，女性形象既充分呈示她兼收并蓄的活力，又可能陷入混沌难解的尴尬身份中。     

孔孟荀与儒者形象的构建

儒学在创立后迅速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者队伍。儒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其形象的构建在战国末期完成。这个过程始创于孔子，孔子的儒者形象存在理想人格与社会专制现实的矛盾。孟子发展了其理想人格的一面，荀子则主要发展了其现实的一面，达成了儒者社会角色与专制体制的协调，完成了儒者形象构建的定型     

《中西喜剧研究》出版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于成鲲先生撰写的《中西喜剧研究——喜剧性与笑》一书,最近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对中国和西方喜剧作了系统而又全面的研究。作者将中西传统喜剧观念与中西现代的喜剧观念,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对喜剧性的语言、性格、表现、矛盾与冲突等诸因素,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对喜剧性特征与方法、中西艺术史上喜剧等领域进行了新的探索与思考。书末辑录的“笑论精华”、“笑语碎金”把古今中外一些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有关喜剧性与笑的一些精辟言论提供给读者,给人以知识和启示。正如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在本书序中所说:“它对我国喜剧创作,研究和教学,以及舞台表演艺术,演员的艺术修养等方面,都会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我国喜剧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也是一种有益的贡献。”复旦大学教授蒋孔阳先生也为这部关于喜剧研究的专题论著作序,说本书:“对于发扬我国民族喜欢笑的喜剧精神,必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论冰心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冰心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别是“美”与“丑”的典型。冰心以审美为参照系，展示女性健康的人性，塑造了“爱”与“美”的群像；张爱玲以“审丑”为切入点，剖析女性畸变的心态。她笔下的女性终身束缚着“奴性意识”的枷锁，丢了人格甚至丧失了人性。作家的社会经历和文化背景，营造了自己独特的生活审视特征。基于各自生活阅历的差异，冰心笔下的人物纯洁、典丽；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凄苍，丑陋。但是，不论“贤淑”还是“丑陋”，都是时代生活的某一个方面的“真实”，都是为了人们的觉醒     

生存与尊严——略论当前小说创作兼评中篇小说《城市生活》

当前小说创作领域在塑造“小人物”形象和描摹原生态社会生活时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世俗化的审美尺度，突出地表现为人格缺陷。李肇正的《城市生活》描写了大上海中一对小知识分子夫妻的生存状态、矛盾冲突。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对价值观念的不同选择，既细致入微地还原了在社会转型期间人们的困惑、无奈，又重新赋予了“小人物”以人格的积极意义。这应归功于作者历史理性的积淀和人文精神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