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期间的劳工雇佣与管理

作为中国最早的建立机器工业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期间我国企业界在现代工人的来源、工资标准的制定以及劳工管理方面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突出“效率”色彩,如按照产业结构的不同而雇佣不同技术素质的工人,按照劳动效率高低的不同以确定不同工资的标准。二是突出“情感”因素的作用,尽量利用传统文化中某些有利于提高当时企业劳动效率的因素,如利用同乡因素招募和管理工人等。尽管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些探索显得幼稚,但它毕竟是近代中国人在机器工业建立方面迈出的坚实一步,直到今天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比较及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劳动力规模和就业状况差异显著,劳动力资源大国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也持续缩小;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劳动力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质量和技能水平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随着各国人力资本增长而提升;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不一,但国际贸易增长、对外投资扩张和人口跨国流动也为劳动力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总量和结构方面优劣势并存,应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并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促使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社会网络与求职中的制度与文化因素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对北美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发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求职主要是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弱关系来实现的。边燕杰对中国天津1988年的调查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不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工人更多地运用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找到工作,这一结论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状态是中西方求职中运用不同关系强度的差异。然而,边燕杰对中国和新加坡求职的比较研究表明,新加坡有较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人们仍然是通过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找到工作。因此,单纯以市场制度来解释这种差异是不完全的。笔者认为,在市场制度之外,文化差异也是重要的原因,制度因素和文化共同导致了求职中运用了不同强度的关系网络。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动态迁移研究

家庭迁移对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长期稳定性意义。本文从"成本—收入"视角,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迁移动态演进模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山东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成员和非劳动力成员迁移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动态时间序列上的预期边际净收益现值决定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劳动力成员动态迁移过程,并呈现由部分迁移向城乡两端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劳动力成员的动态迁移趋势直接决定了非劳动力成员的动态随迁趋势;向城乡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受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内部主观因素和城乡社区环境、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且内部因素为决定性因素。     

论协议工资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利益信号，应当由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来共同决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较普遍地实行协议工资制度。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公有制企业内分配的自主权不断扩大，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更需要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这就有必要探讨协议工资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可行性与适用性。一、协议工资制度的一般特征协议工资制度，又称集体谈判工资制度，是指在国家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下，通过企业（雇主）与工会（工人）之间的谈判来决定工人工资水平的一种工资决定方式。协议工资制度是…     

中国工人权利实现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对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088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被访者认为:中国工人权利的实现程度比较低;"劳动合同"、"雇主"、"中央政府"、"工人自身"和"地方政府"对工人权利实现程度的影响,分别排在前五位;而"中华全国总工会"、"企业工会"、"集体合同"、"行业工会"和"地方工会",则分别排在后五位。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工人权利实现程度低的问题,需要依靠雇主、政府、工人包括目前的各级工会,通过建立健全"合作"与"对话"制度加以解决。特别需要吸取英美国家市场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劳资集体性严重冲突和对抗的教训,在公众包括工人还把集体行动五个相关因素排在后面的有限时间内,尽快将中国劳动关系引入合作共赢的道路。     

19世纪英国对工厂制度的规制:实践与立法

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建立了工厂制度,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特别是童工生活悲惨,英国社会各方对此问题进行了诸多的实践,最终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工人基本的权利,成为英国福利国家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公务员职位分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场争论

随着世界各国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的实行 ,近代中国学者针对北洋政府以来中国的官等官俸划分制度所存在的弊病 ,提出参照英美等国的成例进行公务员职位分类。由此引发了一场 2 0世纪 30年代围绕中国公务员职位分类有关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及其之后的实践虽然因其与中国当时的整个政治体制有一定的差距以及国家财政窘迫、抗日战争爆发等因素未果 ,但其对中国近代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发展建设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 ,以及中国人事行政制度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效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发展战略、制度变迁与劳动力转移

制度安排是决定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劳动力流动趋势的重要因素。特定的经济格局拥有特定的制度约束,我国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下形成了区域和城市双重偏向的制度安排,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反过来,劳动力转移对制度安排的变革也有反推作用,这种反作用过程实际上表现为诱发性的制度变迁,而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为偏向性制度安排的诱发性变迁提供了有利条件。     

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双重身份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原有劳动就业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怎样改革这一制度,能不能逐步取消国家对劳动力的统一分配和终身就业制,开放劳动力市场,让企业自主地招聘工人,让劳动者自由地选择职业?这个问题已经十分迫切地提上了改革的议事日程。但是,要实行这样重大的改革,在理论上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论证。比如,让劳动者自由择业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开放劳动力市场是否意味着劳动力成了商品?劳动者不由国家分配,     

以最小的价格支配最大的财富——关于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经济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整体发展中主体智力水平低,即劳动的复杂程度低,决定贫困的是劳动主体,而不是劳动客体。现实地看,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贫困问题,必须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外力帮助,这种帮助主要是通过教育的力量提高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主体智力发展水平,这就是要以最小价格的教育投入使这些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得到当代高智力复杂劳动创造的知识效用代表的最大的社会财富。     

我国与不同类型国家企业总税率比较与启示

作为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的中高收入国家,我国的企业"总税率"高于以间接税为主和以直接税为主的OECD国家,且不但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企业"总税率"偏高,原因在于"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较高.我国税制结构由以间接税为主向以直接税为主转变,但不应通过增加企业的直接税来实现;要有效降低我国企业的"总税率",必须切实降低企业的"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     

论管理劳动的生产属性

管理劳动,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考察，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从人与人关系角度考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所以它是生产性劳动。管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增值主要来源于管理创新所实现的超额利润。管理劳动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在所有社会形态并无实质上的不同，而其社会属性，则因经济关系不同而有根本的区别。     

劳动契约、交易费用与关系治理——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行为分析

本文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结合现代契约理论 ,通过劳动契约及其规制结构分析 ,对华人家族企业内劳动契约中存在的用关系替代正式制度、用家庭式责任强化关系的“关系治理”现象进行研究 ,并试图证明 ,各国及各类企业对劳动契约中不同类型的注重源自于不同劳动契约的达成与执行费用的不同 ,不同契约的费用差异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对契约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 ,而制度对契约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与这种制度和当事人所受影响文化的适应性程度密切相关。     

全球视野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与应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简单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企业必须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和差异化竞争.政府应致力于提高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     

Insecure times? Workers' perceived job and labor market security in 23 OECD countries

By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mployees' perceptions of job security and central labor market polici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stitutions generate confidence and positive expectations among individuals regarding their economic future. The analyses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facets of perceived job security and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My multilevel analyses of a data set that contains information on 12,431 individuals and 23 countries show that some labor market policies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s to provide workers with subjective security.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in particular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reducing workers' worries about job loss. Dismissal protection, by contrast, only unleashes its psychologically protective effect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 paper's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varies an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serve as complements rather than as substitutes.     

关于城乡二元转化成本问题的思考——一个福利分析的视角

20世纪中叶以来,受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深刻影响,优先推进工业发展成为欠发达国家一种普遍的政策取向。但是,这种政策取向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的过度转移与农业部门的生产停滞,甚至农村衰落的现象。严重的工农差距与城乡两极分化,使得人们不得不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所形成的社会财富,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支付形式反哺农村,以消除城乡差异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由此产生了巨大的二元转化成本,最终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损失。因此,一个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以GDP总量和增长幅度予以衡量,还要考虑因为"反哺农业"而导致的财富支出和社会福利总量的损失。     

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新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应对逆全球化挑战,必须解决好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分配不均;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在一国之内的劳动与资本之间以及不同劳动力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各个国家仍有坚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而经济全球化也的确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当前收益分配不均的、服务于发达国家跨国资本利益的经济全球化秩序所带来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秩序,建设平等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促进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打造使得各个群体均能获益的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使经济全球化真正惠及全人类。     

河南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视角

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与工业化紧密相关、在城乡间转移与城镇化紧密相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决策是一种基于信息传播、预期形成的复杂微观决定，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区域非农产业集体转移，宏观上表现为转移目的地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预期在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将工业化、城镇化联结在一起，使得城镇化水平对工业化发展的弹性在短期、长期分别表现出滞后和超前的特征。在构建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局部调整一自适应期望综合模型基础上，运用河南省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对河南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可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河南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Apron strings of working mothers: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housework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sks whether maternal employment has a lasting influence on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for married women and men. Employing multi-level models with 2002 ISSP survey data for 31 countries, we test the lagged accommodation hypothesis that a long societal history of maternal employment contributes to more egalitarian household arrangements. Our results find that living in a country with a legacy of high maternal employment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housework task-sharing, even controlling for the personal socialization experience of growing up with a mother who worked for pay. In formerly socialist countries, however, there is less gender parity in housework than predicted by the high historical level of maternal employ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