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新刑法追诉时效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追诉时效制度包括追诉时效期限的设置 ,追诉时效的起算制度及追诉时效的中止、中断、终止制度。我国新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着诸多不足 ,在立法时应根据我国国情、罪情 ,吸收其它国家的先进经验作出合理的选择     

“受过行政处罚”在刑法中作用的体现、考量与限制

行为人受过行政处罚这一事实的法律意义已经超出了行政法的范畴。刑事立法或刑事司法解释中将受过行政处罚作为认定行为人犯罪主观故意中“明知”的根据、作为违法行为犯罪化或降低构罪标准的依据、作为从重处罚或加重处罚事由或作为对犯罪人从宽处罚的限制或禁止性事由。承认“受过行政处罚”在刑法中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它主体上仍然是行政制裁的后果,为防止过分强调其在刑法中的作用而损害被告人的权益,应当将其作用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大陆与澳门刑法追诉时效比较研究

以追诉时效范畴内应有的基本制度 (适用范围、期限制度、起算制度、中止制度、中断制度等 )为主线对中国大陆刑法和澳门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制度进行梳理、比较 ,指出其相同与不同之处 ,并尝试评析其各自立法的成功与不足之处。     

试论犯罪构成与正当化事由

在我国,正当化事由并不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其形式上与犯罪构成有某种联系,实质上则不是犯罪。如果将正当化事由作为犯罪构成中的一个或几个要件,有许多不合理之处,而将正当化事由放在犯罪构成外评价,又与“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唯一标准”相矛盾。解决这一问题,采用实质的解释论是比较恰当的方法。将正当化事由放在犯罪概念中从属于社会危害性,以社会危害性指导犯罪构成的解释,不但维护了我国刑法犯罪理论的持续与完整,也有助于较早排除有正当化事由的非犯罪行为,更好地保障人权。     

论刑法第12条的立法与适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对象

刑法第12条将本条适用局限在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这一立法存在缺陷,缺乏预见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案例部分弥补了立法的缺陷。立法将追诉时效不纳入到轻重比较的范围,但司法解释却反其道而行之。死刑复核程序适用溯及力,是错误的。＂处刑较轻＂,包括法定刑和涉及刑的事项,还包括构成要件的改变,如果改成＂有利于行为人的法律＂更好。     

从侵犯版权罪看英国刑事政策的变化——兼议我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奉行“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利用轻刑矫正罪犯，减少监狱压力。但是面对日趋严重的犯罪全球化问题以及“严而不厉”政策的局限性，英国议会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犯罪实行“严而又厉”的刑事政策。本文将通过英国议会对侵犯版权罪的近几次修改，论述英国刑事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比较中英两国对侵犯版权罪在立法上所存在的差异，分析我国侵犯版权罪所存在的问题。     

第三方支付场景下洗钱罪立法反思与调适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的修改具有积极意义,但未充分回应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创新对洗钱罪提出的立法修改要求。以洗钱罪重灾区之第三方支付为领域进行场景化分析可知,洗钱罪应继续在上游犯罪范围、行为方式、主观心态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未来再次修改洗钱罪时,立法者应考虑将传销犯罪、赌博犯罪、税收犯罪等典型类罪扩充为上游犯罪,将获取、占有与使用行为扩充为洗钱罪行为手段,删除"为掩饰、隐瞒"之立法表述,以解决第三方支付场景下洗钱罪主观方面认定困难的问题,并谨慎考虑是否增设过失洗钱罪。     

刑事司法解释影响追诉时效问题的理论阐释

司法机关出台刑事司法解释对一些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修改以后,部分具体案件的追诉时效会随之发生变化。我国目前针对这一问题并无专门的司法解释,导致刑事追诉时效在实践处理中的混乱。应该从刑事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和计算标准两个方面进行理论阐释。从溯及力的视角阐释,认为在处理新刑事司法解释影响追诉时效问题上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更为妥当;从计算标准的视角进行阐释,认为追诉时效应当以“追诉结束”作为计算标准更为妥当。     

道路交通事故中民事赔偿责任之立法比较——兼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之疏漏及其补充

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赔偿责任的立法需要明确归责原则、免责事由以及过失相抵等问题.为保护受害人利益,交通事故中的归责原则应采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对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应采过错责任原则.在过失相抵问题上,应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年龄、损害的对象之不同予以区别对待.在加害人的免责事由上,应予以严格控制,以受害人故意为唯一免责事由.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存在诸多的疏漏及不足,有待完善.     

试论“性贿赂”行为犯罪化

我国现行《刑法》将贿赂犯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但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查处的贿赂案件出现了财产性利益与非财产性利益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尤其是“性贿赂”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公众和学术视野,由此也引发了对“性贿赂”行为犯罪化的争论。本文从“性贿赂”这一概念的法律界定入手,阐述“性贿赂”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经验,提出我国对“性贿赂”行为犯罪化的立法模式,以期对此问题的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试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

未成年人犯罪早已有之,但二战以来,其呈现出犯罪急剧上升、恶性案件持续增多、犯罪年龄日趋低龄化等惊人势头,以致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被称为"三大社会公害"之一.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呈现出与世界各国相同的态势,因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只有通过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特点等问题,确立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才能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财产犯的事后行为评价问题

关于事后行为的评价,日本有“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论与“共罚”的事后行为论的分歧,德国存在构成要件论与竞合论的对立。殊途同归,都旨在说明事后行为是否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意在解决前行为因为存在实体性的刑罚阻却事由或者诉讼法上的障碍时,能否以事后行为单独起诉、处罚。除事后销赃等个别情形外,通常应肯定事后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与前行为作为包括的一罪进行评价,因此,共罚的事后行为论及竞合论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的实行行为研究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要准确定罪，亟需考究犯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刑法理论中基本概念之一，规范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就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行为模型。实行行为的实质与构成特征以及实行着手与终了是判断具体事实是否符合犯罪行为模型的重要标准。“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貌似复杂，实则简单：其“盗”“骗”手段交织这种特殊的事实仅符合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的行为模型，即其仅具有盗窃或者诈骗一个实行行为，所以，该类案件只能认定为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     

危害国防利益罪适用中的竞合问题

在立法和司法上未能正确处理有关竞合问题,是新刑法首次确立的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罪名在一些地方很少适用的一个原因.正确处理危害国防利益罪涉及的"包含竞合"应坚持"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司法适用原则;正确处理危害国防利益罪涉及的"交叉竞合"应在司法中适用"法益保护的完整性"原则;正确处理危害国防利益罪涉及的"并列竞合"有赖于刑法的修正或相关司法解释.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充分体现刑法单独规定危害国防利益罪的应有价值.     

刑法第294条第3款规定的理解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294条第3款规定的＂其他犯罪行为＂不包括敲诈勒索等罪的观点,这与＂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规定不相符。尽管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看成吸收犯并无不当,因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轻重差异;但将其看成牵连犯更有道理。将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又有其他犯罪行为＂依照数罪并罚原则处理,这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从“沉默权”看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

从＂沉默权＂的制度作用可以追踪到现代国家之中公权力所必须承担的宪法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以宪法内容的权力—权利两分法角度观察,该种举证责任在既定的宪法秩序之中产生,分为权力分配与设立中的＂肯定式举证＂和公民权利限制中的＂否定式举证＂。在当代国家,这两种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通过立法（广义法律）进行,其结论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既定的立法程序。进而,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于宪政秩序的建设中也就承担着合法性之证明的作用。     

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援用

诉讼时效援用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什么主体能够援用诉讼时效制度进行抗辩。自罗马法以来,关于诉讼时效的援用就有一条通行原则,那就是法院不能主动援用诉讼时效方法。现在,这一原则已经为西方各国所普遍接受,然而我国对于诉讼时效援用问题的法律规定却不完善。文章通过分析诉讼时效制度援用的内涵,并且对比国内外相关规定,得出＂诉讼时效制度只能由当事人援用,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用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其法理,提出立法建议。     

走向刑法的现代化

刑法现代化是一个宏观问题。涉及到刑法结构及其调整。刑法现代化应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不严”的问题有一元化而不是二元化的立法体制、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等。“厉”的问题在于有死刑、罪名都规定了监禁刑、罚金适用不多,决定刑罚体系是一个重刑体系。应当注意对法定刑的研究。     

王祥夫小说的底层经验和话语伦理——以小说《寻死无门》为例

＂底层叙事＂,是随着社会转型而逐渐形成的一股以底层视角来呈示现实、关注民生的文学思潮.王祥夫是书写底层经验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大多以转型时期的焦点、难点问题为背景,冷峻地叙述＂底层＂特有的痛感经验,在深化主题的同时传达出话语的多个意义向度.以文化学、叙事学的角度寻绎《寻死无门》,其叙事所建构的底层经验中的多个意义向度统一于对社会转型合法性进程的理性认识及对底层真实窘境关注的吁求两方面.＂底层叙事＂实质上已显示出通过＂底层经验＂中生存伦理的呈示来进一步建构作家自己话语伦理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