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题乐府诗的拟与变

从拟与变的角度纵观唐代古题乐府诗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初唐人重在模拟,成就不高;盛唐作者将拟与变结合得最好,古题乐府成就遂臻于极盛;中晚唐人重变,导致古题乐府逐步走向衰微。     

汉大赋与经学:强势文化的互动

汉代的经学、政论、大赋都是强势文化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可以表述为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经学影响议论文侧重于内容,而议论文影响大赋侧重于形式;经学、议论文、大赋又时常表现为互动关系。经学与汉大赋盛衰大致共时同运,正说明其间强、弱势文化的作用。从汉代政治和文学关系考察,经学一定是强势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而汉赋铺张扬厉的赋风又影响了经学阐释的繁复,"务尽"、"详博"的话语体系正好适应了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李鼎文教授与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

李鼎文先生,1919年5月出生于甘肃武威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李铭汉为清道光年间副贡生,以研究经学和史学著名。父亲李于锴为清光绪年间进士、翰林,曾在北京参加过“公车上书”运动。李鼎文先生于1933年考入武威师范,1942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科,受黎锦熙、李嘉言、叶鼎彝诸位师长的教导。     

论康有为1888年上书

马忠文先生在《浙江学刊》2 0 0 2年第 4期发表的《1 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一文 (以下简称《探微》) ,针对以往学术界对这次上书给予很高评价 ,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揭露康有为在上书活动中“亟亟奔走于权门 ,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此论过于片面 ,也曲解了上书活动的意义。一《探微》主要是论证梁鼎芬所写的《驳逆犯康有为书》① 和《康有为事实》② 中的观点 :康有为首次上书活动乃“意在乞恩”和“求得富贵”。《探微》又补充了几条史料 ,予以证实。梁的两篇文章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 1 898年 …     

试论韩孟诗派的复古与尚奇

韩(愈)孟(郊)诗派创作活动的实质,是对初、盛唐以复古为革新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大历——兴元诗的变革与拨正,可说是一场与“古文运动”相辅相成的“古诗运动”。而诗至盛唐,体制大备,艺术上达到最高境界,这又促使韩孟派诗人在复古、变古的同时走上尚奇一途。这个诗派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唐诗增添了异彩,也为诗歌艺术开辟了崭新的美学境界。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互动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相对于汉代来说呈现衰微之势,依附于经的史学获得长足发展的机会,逐渐离经自立。与此同时,文史相别,子史换位,史学完成升格,逐渐形成自身的学科范式,并占据次于经的学术位置。但是,传统经学及玄学化经学继续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史学的发展,使此期史学仍然充满着经学气息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经学与史学相互作用、相互激荡,促进了经学的革新和史学的多途发展。     

"角福战争"的内涵、谱系及其新态势

自民党派阀政治是植根于日本政治文化土壤的独特现象.1972年以来,以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为各自领袖的两派问的路线与权力斗争成为派阀政治的主线.在这场被称为"角福战争"的政治博弈中,田中派占据主导地位达28年.2000年4月以来.福田派上升为自民党内主流派,"角福战争"扩展成为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朝野争斗,日本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期.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探析

20世纪疑古思潮兴起于五四运动之后,以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为代表,大胆地对古史、古书质疑与考证。他们先后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神话分化说"等。20世纪疑古思潮经历了由辨伪到考信到重建古史的嬗变,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上古史体系的科学重建意义重大。20世纪疑古思潮中体现出的"求真"精神,应当为史学工作者继承与发扬。     

理性主权与妥协政治--法国空论派政治思想探析

空论派是曾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政治舞台上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政治派别.面对19世纪前期法国异常复杂的政治局面,这个由鲁瓦耶一科拉尔、基佐、雷米扎等知识分子组成、以革新和终结大革命为己任的派别,奉行一条介乎民主与保守之间的"中庸"路线,并提出了"理性主权"、"能力合格原则"及代议制政府等政治主张.鉴于国内学者对这一在法国宪政史上地位重要的派别关注不够,所知甚少,本文拟对空论派及其政治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并试图从中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初唐文学士族迁徙与文学风貌关系的考察

本文从初唐文学士族迁徙的角度,进行历时性考察,认为:从迁徙方向的角度看,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向心型和离散型迁徙;从迁徙意愿的角度看,则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其迁徙还可以细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统治者极力笼络文学士族倾心归附,总体态势以向心型为主;后期因朝廷变局纷争增多,文学士族命运坎坷者多,离散型占主导地位。其迁徙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科举仕进、贬谪宦游。并揭示初唐文学士族多种类型的迁徙与初唐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向心型迁徙起于主动进取却终归转向保守,形成了"宫廷化心态",是导致繁缛整饬的纤秾文风的重要内因;而离散型迁徙起于被动无奈却走向昂扬,形成了"江山塞漠心态",是造成复古革新的刚健文风的重要内因。     

经学与传统史学(专题讨论)

编者按: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大显学,它们之间因缘颇深。一方面,经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人们关于经义的探求不能离开具体的古今历史的发展变     

香远益清·水墨画

人如其画。徐晋平是一位为人敦厚、雍容大度、不断求变的创新型画家。画如其人。徐晋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继古而不泥古,不断地以知识养眼,以德性养心,以技巧养手,不断升华自己中国画的气韵风神。他的花鸟画给人以元气淋漓、扑面而来的感觉,让人感受到"乾坤清气"、体验到"不似之似"的意蕴和美感。     

大江健三郎作品中性与政治的冲突

大江健三郎作为战后派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家手法,把对"性"领域的垦荒冒险和同存在主义思想的结合,揭示出了大江文学中"性"的政治性的本质特征。在大江的笔下,最生动最精彩的性行为,几乎都不存在神圣的崇高的美,而是卑鄙邪恶的同义语,进而诠释战后现代人政治压抑下的奇特心态,暴露出现代文明社会的病理现象。大江文学中的"性"是为其文学的"政治"服务的,把"性"作为严肃的文学课题,与社会、文化、政治、战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性就大大超越自然属性,成为体现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观剧诗与明清之际文人的“自我认同”

目前学界对明清之际士人心态的探讨,多以"遗民"或"贰臣"的身份进行归类,但"遗民"身份并不能等同于"遗民心态",这种概念先行而形成的文人集体意识无形中简化了其易鼎之际的焦虑。文人在观剧及与伶人交往时,曾立足于重建"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将易代之感融入观剧诗中,其中既有自饰的倾向,又有不自觉的心灵写照,均依托于戏曲发展的成熟,进而形成了明清之际观剧诗的独特之处。     

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为中心,以用户的网络极端情绪表达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的群体类型,并探讨各群体的客观背景特征,以及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网络表达行动。对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潜类分析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微博用户表达的极端情绪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其中,“民粹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草根左派”色彩,“铁血爱国派”具有某种“亲体制左派”的色彩,“冷漠族”则倾向于“温和右派”,“愤世嫉俗派”倾向于“激进右派”。就政治态度而言,“愤世嫉俗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负面,“民粹主义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而“铁血爱国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正面,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就网络行动而言,“民粹主义者”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都最高,其次是“愤世嫉俗派”和“铁血爱国派”。文章最后指出,对互联网用户极端情绪的研究是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     

论萧颖士、李华的文学思想

萧颖士、李华在韩愈与柳宗元之前早已提到过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尚古"、"宗经"、"载道",并且和韩、柳一样提倡了魏晋以前的古文;萧、李所提到的古文理论稍微不同,萧颖士认为魏晋以前的文人及其文章,虽不完全合于六经,但勉强称得上是追求尚古的文人及其文章,还不忘记取舍于老庄、释典的思想观念,同时也不强求"微旨",而李华在"尚古"与"宗经"上只重视六经的传统;再就"载道"而言,萧颖士反映了韩、柳般的载道思想,而李华在载道上结合道德,强调了道德文学论.     

柳宗元与谢灵运孤独心态之比较

柳宗元和谢灵运同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山水诗人,文学成就斐然,而政治结局悲惨。两人政治悲剧的共同原因是缺乏政治家的素质与才略。孤峭执著的政治人格和孤傲激切的性格品质,使他们在政治上空前孤立,而家族的式微则更加剧了他们孤独心态的形成。其诗文呈现出浓郁的孤独意识正与此相关。     

日本早期右翼溯源:发展路径与系谱建构

成立于1881年的玄洋社并非学界公认的日本右翼团体系谱的源头,此前存在一个早期右翼的历史阶段。以福冈为中心,因明治维新改革而瓦解的旧封建武士阶层和没落的浪人集团构成了右翼诞生的阶级基础,而因"征韩论"失败下野的"外征派"与福冈不平士族的合流构成了右翼诞生的组织基础。"外征派"内部的"主战派"与"民权派"分别择取的武装叛乱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反政府道路,在右翼史的向度上,又为其预设了发展的路径,成为勃兴的重要契机,更为其在理念上与"西乡精神"的链接提供了可能。作为玄洋社前身的诸多组织在反政府的运动中得以建立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完成了早期右翼系谱的建构。     

在变与不变中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而作

以安倍晋三首相的"破冰之旅"和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为契机,笼罩在中日两国上空的阴霾终于散去。然而,由于中日两国特殊的历史经历和敏感的现实背景,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本文通过对中日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在变与不变中自觉把握中日关系大局的基本思路。